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行为逻辑——基于中国式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案例的考察

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在社区情境的整合是中国式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创新性思路,“深度扫描”整合过程、揭示立体式发展规律可为优质养老资源向社区、居家辐射与集中提供新方案。以陕西省8家发展社区业务的养老机构为改革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资料编码,遵循“行为意向-实际行为”过程链条,补充服务创新四维度模型关键要素,构建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行为逻辑模型。研究表明：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的本质是在政府引导下,以养老机构为主力实现的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行为,可分为整合准备与策略性互动两阶段,分别对应行为触发逻辑与行为互动逻辑;当内部具备整合准备度的“认知-动因-能力”三要素受到外部因素驱动时,养老机构才会发起后续互动行为并成为主力;在政府的引导与基层社区组织的规划下,养老机构作为整合主力会集聚企业等参与主体进行策略性互动,包括价值共识达成、外部组织整合、养老资源集成与递送机制整合。聚焦整合准备阶段向策略性互动阶段的顺利转化与策略性互动阶段的顺利展开,政府可通过强化推动力量、完善社区整合情境功能、调动社会资源集成积极性等途径,促进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进行高质量整合。     

基于博弈视角的连锁零售企业社区责任分析

连锁零售企业与社区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利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的相关理论对连锁零售企业社区责任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连锁零售企业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具有逃避承担社区责任的强烈动机。社区要采取降低社区的监督成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等严格监督措施,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社区责任。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周永康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期发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一文，认为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文章提出了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乡镇政府的角色悖论及其行为选择

"职能-行为"的传统分析框架忽视了"利益"这一影响行为选择的原生性变量,不足以解释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乡镇政府的行为模式,因而有必要用"利益-行为"的分析框架予以补正;场化进程与分权式改革使乡镇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强化了其工具理性,拓展了其行动空间,从而引发了公共品供给中的角色冲突和行为失范;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不仅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更受自身独立利益的驱动,归根结底是多重角色利益互动博弈的结果。     

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场域论社区发展理论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整合起来的社会互动场域,社区发展的本质就是地域社会内居民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对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论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并且遵循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具有经济人的“利益偏好”倾向和社会人的“从众”倾向。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参数框架,完全可以建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行动逻辑与耦合机制研究

推进城市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受主体自身利益偏好、认知惯性以及周遭环境变化等影响,民族互嵌内含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以及个体行动逻辑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建设要对异质主体的内在行动逻辑进行充分的分析考察,并以共同体建设为轴心,建立有效的社会共生、情感联结、利益保障及协作共治的“耦合”机制。     

“弱关系”和“强关系”下的网络互动和网络运动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的快速、便捷、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成为中国公民获得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主要公共领域。在分析现实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于网络下集体行动的适用性和启示,通过随机问卷调查参与“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运动中网民的态度和行为,研究不同网络社区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弱关系”获得信息和资讯;同一网络社区的网民通过与网络“意见领袖”的网络“强关系”,建立起网络“共意”和网络公共领域,共同分享网络情感,并不断反复、强化网络互动,同化其行为取向,从而导致网络运动的爆发式形成。在此基础上,从网络运动的结构性特征,并从政府控制、网络组织和网民的视域,提出引导网络运动的对策和建议。     

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探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政府在职能上日趋“掌舵”而非“划桨”,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文章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价值、结构与行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三维分析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性理论、组织理论、组织公共性测评等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构建了基于价值、结构和行动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从理念的包容性、利益的利他性、法律身份、资源获取、产权形式、治理结构、网络关系、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公信力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评论。希望以此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与社会组织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和公共性的再生产。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农民工骑手群体社会融入的空间区隔及社会工作干预路径

互联网零工平台在构建多主体共享的商业生态系统、促进灵活就业、实现劳动力供需精准匹配的同时,新的结构性因素也引发了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基于空间区隔的问题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发现,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的社会融入面临着四大区隔,即流动“栖息”形成的地理区隔、复原力不足形成的自我区隔、工作洞形成的职业生涯发展区隔、脱嵌形成的社会参与区隔。面对青年农民工骑手群体因空间区隔而产生的社会融入问题,可搭建以“通过空间营造实现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实务框架,采取以复原力任务中心模式及“1+2+N+n”社工协同治理模式为中层干预方法的空间营造实务路径,增加骑手的心理、文化、社会和政治资本,以此突破骑手群体面临的空间区隔;构建“减压-支持-发展-参与”的骑手服务模式,重塑物理-心理-人际-治理平衡发展的四维空间,最终达致理性和平、宽容接纳、诚信友爱、平等尊重、人人参与的社区关系,以服务型治理推动社区整体性发展。     

“社会行动-结构”视角下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研究

基于“社会行动-结构”理论对体操发展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不同。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基础,比较分析不同年代体操运动员的参与行为,以“社会行动-结构”为研究视角能解释体操运动员参与行为的转变,以此提出相关体育职能部门应制定符合社会转型的对策、体操运动员等应积极适应社会转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