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浅谈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与经营理念

明清时期,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在中国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淀了卓越的经营理念,诸如信誉至上、利以义制以及以和为贵等.这些理念不仅是晋商经商的制胜法宝,而且对当今企业管理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资源禀赋与晋商的茶叶贸易

在明清晋商的经营活动中,茶叶贸易一度是支撑其驰骋商场赢得国内外市场和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山西本地不产茶叶,晋商从福建的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长途贩运至恰克图以获得暴利,这与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资源禀赋理论相悖。文章对晋商茶帮何以能够借助其他地区的资源优势,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舍弃本地资源优势发展贸易的路径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晋商与中国前近代内生性资本主义迟滞发展的某种内在关联。     

论清中前期青海地区民间商贸的兴盛

清前期,沿袭千年之久的由官方专营的“茶马制度”的限制终被取消后,给青海地区民间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民间贸易的商业城镇迅速崛起,市场发育已经颇具规模,伴随着市场发育和新兴商贸城镇的崛起,清中前期青海民间商贸的兴盛,主要表现在经商队伍扩大与商品种类和交易额的增加,通过农牧区商品的流通,原来彼此孤立的农牧经济区域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联系,为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兴起以及社会变迁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8世纪英第一帝国的贸易与经济成功

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帝国,英国政府采取了重商主义的政策,领导了全球的商贸活动。统一的王国,较优良的自然条件,劳动力最早的工业化,经营贸易所需的金融手段和技能的率先稳定的积累,农业的发展以及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尤其是英国有一个有悟性的贵族领导的财政政府对英国海外贸易持续而有力的支持,使得英国超过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竞争对手,在全球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英国成功的主要条件。同时,英国经济的增长、国家的安全以及王国的一体化又归功于全球贸易、海军力量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     

滇藏川民间商贸现状及发展趋向研究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云南与西藏、四川等藏区间民间商贸交往活动进行具体梳理,对其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估,就历史上滇藏民间商贸活动特征与现今发展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可发现源远流长的民间商贸交流的发展趋向。以民间贸易活动为载体的地缘经济交流,不仅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间互动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还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内源性发展能力培育的重要途径。     

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兴盛原因试探

清初国家的统一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为粮食贸易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多元化、市镇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 ;就长江流域来说 ,下游与中上游不同农作物种植区域的形成 ,良好的市场环境 ,相对宽松的粮食贸易政策 ,便利的水运交通等 ,进一步促进了粮食贸易的繁荣     

论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

运河区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 ,也是近代企业集中的地区之一。运河区域近代企业的创办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对近代观念转换和近代民主制度汲纳等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世纪商贸之国可萨汗国的兴衰

7世纪初,可萨汗国兴起于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地区以及里海北部草原地区。8世纪中叶,可萨人改奉犹太教,但仍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来此经商贸易。可萨汗国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力地沟通了东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商贸事业日趋繁荣,逐渐成为东西方世界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然而到了10世纪,由于可萨汗国经济单一性的弱点日益暴露,国内政局不稳,以及基辅罗斯公国的崛起等因素,可萨汗国国力日益衰落,商业贸易日趋萎缩。本文在梳理可萨汗国的商贸事业兴衰发展历程的同时,探讨可萨汗国商贸繁荣的内外因素,以及商贸衰落的原因和影响。     

晋商股份制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探析

基于晋商股份制中相互信用关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链条,具有在晋商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后相对脆弱的特点。文章运用均衡策略制度观,结合“内部人控制”的具体观点对晋商部分经济活动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来解释晋商股份制中相互信用关系维持及转换的内在机理和社会效应。     

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贸易流转加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首先从降低贸易运输成本、管理成本,实现数据共享和推动跨境支付等方面,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域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一结果在改变样本量、滞后控制变量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以及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信息透明度在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等政策建议。     

近代鄂尔多斯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以伊克昭盟畜产品的商品化为中心

近代以来,伊克昭盟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随着旅蒙商不断的往来贸易,该地区的畜产品——主要是皮毛备受关注,其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渗入,对蒙地的商贸活动影响较大,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干预中,在法律条文的保护下,这种以皮毛行为主的商贸市场呈现繁荣的景象。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

明清两朝,运河贯通给鲁西带来生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书院遍布,科举兴盛,文风馥郁,硕卿联蹁.山东运河区域涌现出的众多才俊,以其不凡的宦绩和著述,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中亚三国外资经营活动监管比较研究

为了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在外资经营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上,通过立法手段使之纳入促进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轨道,各国监管的程度是由严厉逐渐向宽松迈进,体现了经济自由化的趋势。     

与恰克图茶叶贸易相关的人员流动分析

清代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在恰克图开展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茶叶贸易活动,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山西本地不产茶,这就使得晋商在整个茶叶贸易过程中需要进行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长途贩运,这一过程同时也就伴随着与茶叶贸易有关的人员流动的发生。文章以清代晋商为主导的恰克图贸易为视角,以茶叶贸易规模的变化对与之相关的人员流动数量进行估算,以期对与恰克图茶叶贸易相关的人员流动进行探讨,进而揭示恰克图贸易中所隐含的经济早期近代化特征。     

清代潮汕商品经济发展研究

由于朝廷开放海禁,清代的潮汕地区潮人依靠优越的港口条件和经商传统,率先从事海上贸易而且发展迅速,因而在潮汕区域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商品经济现象。潮汕地区整体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不仅内外商贸非常活跃,同时带动整个区域的手工业、农业生产都与商品经济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清前期国内贸易政策初探

清代官方的商业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其商人按照其经营方式划分,分为从事纯商业活动的商人（行商和坐商）,包买商（既从事手工产品的生产又兼营商品的买卖）,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三类。按照其经营性质划分,分为民商（一般商人）;官商（经营食盐的商人）和洋商（行商）三类。此外还有漕运和海运两种商业形式。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业政策主要有“减免商税”;“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