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里坊制度考述

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全部集中在郭城内.随着都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都城市场的迁徙兴废,东都洛阳里坊的规模和数目体现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隋唐洛阳里坊的街巷布局应是既有东西南北大街,有环坊墙内侧的街巷,还应有其他一些小的巷、曲.十字街再加上小的巷、曲相隔,构成了隋唐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巷、曲之内.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约束,隋唐洛阳里坊与长安相比,既相同也有一些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简述

北魏平城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吉语瓦当高峰期。皇家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量瓦文,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准、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近年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并不算多的北魏砖铭充分证明,在拓跋氏建都平城时期,所有墓中瘗文字砖者,无一不是来自于南朝的贵族以及西来东至的秦凉和两燕的“投化客”。拓跋氏帝室和近族胡（纥骨）、周（普）、长孙、奚（达奚）、伊（伊娄）、丘（丘敦）、亥（侯）、叔孙、车（车规）等九姓以及“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嵇（纥奚）、尉（尉迟）八姓连如此简单的砖铭都没有。但是,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不仅在洛阳大量出现元姓宗亲和其他代姓贵族的大量墓志,而且在平城也出现了“尉娘”、“苟黑”等代人墓砖。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

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上在内城和郭城沿御道规整化布局里坊区,并呈现出以类相从、坊市趋于融合、里寺相互掺杂以及权贵富贾竞相豪侈等特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与北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折射出北魏历史兴衰,促进了北魏时期城市转型,为隋唐时期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

本世纪以来大批唐人墓志的出土 ,为我们解决文史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主要利用《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文献 ,对唐代扬州的城坊乡里设置及分布情况做了简略的考察 ,考证出里坊乡镇 46处。在考证过程中 ,本文亦提出如乡中设坊、坊下设里、镇的建制等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从洛阳出土的西域鄯乾、鄯月光和于仙姬墓志可知:北魏王朝使鄯善王"世君西夏",任鄯乾为"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和"征虏将军安定内史"诸职。于阗国主女于仙姬远嫁文成皇帝,居魏宫七十余年,死后陪葬"西陵"。车师前部王长子与其妻鄯月光流寓洛阳,死葬北邙。这些正是北魏时期西域诸国"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万有余家"的历史佐证。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北魏《张孃墓志》考证

《张孃墓志》本世纪初出土于河南洛阳。墓志称张氏为"南阳人",当就郡望而言,其实则为南豫州宣城郡人。张氏出自仕宦之家,后被乱兵掠至北方而没入"杂户"阶层,具体属于"伎作户"。张氏后被舍为"河阴右部民",所谓"河阴右部"并非地理泛指,而是与北魏首都地区"六部尉"之设有关。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姓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

2002年春,元苌墓志在河南省济源市出土。该墓志详载墓主元苌的生平履历,志文中提到的职官制度如大姓内三郎、平城司州俟勤曹、诠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等鲜见于史籍文献,故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墓志追溯元苌祖上所用庙号、爵位传袭、起家特点、仕宦类别及赠官等级诸问题也值得细加辨证。元苌虽有天潢贵胄的名分,但其墓志的篇章架构和语脉文风与同期士族化倾向显著的邙山宗室墓志殊异,进而联系他葬地偏远的事实,可知洛阳时代身为疏族的平文后裔的地位渐趋边缘化,而这种不利因素反倒使其深得宣武帝的赏识和重用。墓主元苌的人生经历堪称北魏历史变革的缩影,也是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写照,元苌墓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新见北齐《贾进墓志》考释

2008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北齐《贾进墓志》,记载了墓主的籍贯、先祖、仕履、性情和卒葬地等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墓志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墓志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如冒袭先祖以抬高身世;＂尔朱雕阳王＂史无记载,可能有误;贾进官职从＂郎中令＂跃升＂车骑大将军＂,可能不实。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从此北魏历史上“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正式形成.迁都后的洛阳新政盲目追求“文治”而忽略“武功”,使得素为用武之地的平城逐渐被摒弃于汉化之外,这些依旧保持着鲜卑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平城力量借六镇为乱之契机,将北魏政权推人了灭亡的深渊,立国百年的北魏政府很快在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几个问题

北魏时期 ,洛阳是全国寺院最集中的地区 ,其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的寺院具有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形成途径。众多的寺院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是拥有庞大的寺院经济 ;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洛阳寺院的社会生活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特征。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北魏平城墓志中北凉体异变文化交流考

北魏平城时期的艺术具备民族化、多元融合、雅俗杂糅的时代特征,墓志书法作为墓葬艺术中的重要部分亦展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书体总趋势是由隶向楷转变。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建立起很多草原民族政权,他们在书法艺术方面承袭汉晋遗风的同时汇入草原文明的特质,北凉体便诞生于民众书手之中。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体进入北魏平城墓志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考,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且深刻的影响。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唐乔梦松墓志》相关问题考

志主乔梦松,其墓志与其家族成员的另外几方墓志应为同出洛阳北邙山乔氏家族旧茔。由该志考得,至迟北魏汉化之际,本为南匈奴旧姓的北朝乔氏已经攀附或改姓为汉姓“桥”氏,至西魏、北周时期又改“桥”为“乔”。志主有关事迹对于全面了解开元九年以来唐朝在宇文融的奏请之下分设劝农判官、摄御史巡查天下事大有裨益,为确定《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的追书时间提供了佐证,为开元十六年志主出使西域册立于阗、疏勒二国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元好问和《元遗山集》

<正> 元好问(1190—1257)金代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其先原出北魏拓跋氏,后随孝文帝迁都洛阳,易姓元。北魏亡后,其一支落籍河南汝州,唐代时还曾出了一位著名诗人元结。后迁山西。北宋末落籍忻州。元氏累世为官,但生父元德明隐居未仕,以诗文自娱,有《东岩集》。元好问五岁时即随嗣父元格官掖县、冀州、陵川、陇城任上,其间为参加秋试,曾一度游学长安。二十一岁时嗣父去世,方扶柩归里。青少年时代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学业上受教于古文家路铎和著名学者郝天挺,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