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报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

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清是苏轼频繁使用的美词.在苏轼的审美意识中,清是远仕途而近自然的生存形态,是超旷脱俗的精神形态,是雅洁薪美的话语形态.可从清人清境、清神清趣、清辞清语三个方面来看苏轼的清美意识.     

陶望龄的文学观念及其小品文创作

陶望龄与公安三袁过从甚密,在文学主张上桴鼓相应,是公安派的得力干将。他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及摹拟剽窃文风,提倡缘性而抒文,诗文须＂自胸膈中陶写出＂,陈言务去;并提出了以自然性情为前提的文学＂偏至＂说,其文学观念成为公安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实践上,陶望龄遵循＂独抒性灵＂、求新求异的属文宗旨,其园林、尺牍小品及山水游记,信手填写,自然新奇而又情理兼具。     

非程度性的文学观念

中国当代文学观和艺术观的建立,局限于中西方既定文学观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把文学“对象化”、“过程化”和“生活化”的倾向,从而不能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无论怎样变化都存在着“文学性程度低”、“教化和快感遮蔽文学启示”的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提不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不能生产出自己的文学观、艺术观的主要症结。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文化共同体视阈下唐初文学理想的建构

唐初文学理想建构是唐帝国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途径。唐初贞观君臣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以纠正不良文风为契机,积极探索与新的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发展道路。他们通过修史,反思前代文学,思考当下的文学现状,追求文学"人文化成"的社会现实价值,肯定文学"缘情绮靡"的审美功能,在综合兼容的基础上,建构了与新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明确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唐代以及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观念漫谈

文学观念指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方面,又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反映和表现。文学的价值取向是广阔的,文学观念也是多元、多样性的。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

唐初 ,山东士族卖婚现象严重 ,出于打击山东士族的目的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一则禁止卖婚诏令。禁卖婚诏虽然限制了关中人与山东人的婚姻 ,减少了山东人入朝做官机会 ,但关中人互相婚嫁 ,封闭式婚姻 ,不但不能割除关中人旧有的胡族习俗 ,而且相应阻碍了山东文化向关中的渗透 ,其结果更促使胡族习俗在唐初社会流行。唐初逆缘婚等胡族婚俗现象突出 ,胡食胡衣盛行。胡俗在唐初的流行 ,禁卖婚诏令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唐代文学繁荣原因新探

唐代文学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不是大一统,而主要是得益于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充分发展。     

论唐代的湖南文学

唐代的湖南文学与以前比较,本土作家和流寓的外籍作家增多,作家的活动范围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得到扩展。     

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何其芳文学史观的系谱学阐释

何其芳的文学史观尚未引起重视;从系谱学角度看,何其芳总是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其立场与观点显出诸多罅隙与断裂;透过这些罅隙,我们发现一只由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个人身份、宗派斗争等多种力量纠缠、聚合而成的权力之手;这只手不仅型塑了何其芳文学史观的基本面貌,而且还使身居学界与官场高位的他,为避免跌入学术与政治权力的深谷,只得竭力保持一种异常精致的平衡姿态。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看古代散文的现代影响

朱自清古典文学修养十分深厚,文学观又是沟通古今的,因此,他的美文创作很好地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从他的审美观念及以情动人、写景如诗如画、构思注重文眼、语言新而不失自然的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古代散文的现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