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     

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理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而农户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农户创业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资源禀赋创业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基本逻辑,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和数字乡村指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破解农户数字鸿沟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路径,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在异质性分析上,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足因素对创业所造成的障碍,但也会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户主创业。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面临的就业风险及治理机制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以“数字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和潜在的就业风险,主要包括新技术革命引发“机器换人”的就业替代效应、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引发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及新就业形态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这对我国稳定就业存量、扩大就业增量、优化就业结构和提升就业质量带来了新的挑战。切实防范和有效化解就业风险主要应对策略基础在“防”,重点在“治”,以“长效机制”为支撑,以重点群体为抓手,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共同富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两期数据,采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回流通过促进创业对农民福祉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对福祉水平处于下50%分位数、中西部地区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开放村庄,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优化环境,激励回流劳动力开展包容性创业;搭建平台,健全回流劳动力的社会网络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并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对接,是保障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选项。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路径探究——基于“TOE”框架下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是驱动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的差异化机理,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采用fsQCA方法对2019年中国100多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机制,尝试解释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创新的复杂路径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从必要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任何单一要素都无法构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路径分别为技术—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环境型三种,数字经济各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数字经济作用途径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为均衡型,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为组织—环境型。     

数字化经营何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

劳动力返乡创业是驱动农村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增加人民福祉的重要抓手,而数字化经营为劳动力返乡创业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和新动力。通过2 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化经营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经营对我国西部地区、中型返乡创业企业、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经营能够通过返乡创业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管理规范、政策信息获取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抓住数字赋能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契机,加速释放数商兴农发展红利,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新常态下北京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提质增效升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济稳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质量效益、创新驱动、资源环境和民生改善7个一级指标的新常态下北京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统计指标体系,并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测算结果,对“十一五”以来北京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进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质量——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就业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工程,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加快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改变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是否能进一步对就业贡献其独有的力量呢？基于此,在把握数字经济和就业质量概念的基础上,首先构建指标体系测算2013—2020年数字经济和就业质量综合得分,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作用为非线性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越好,对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反之亦然;三是数字经济可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就业质量。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提升城乡融合质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脱贫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深入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原生逻辑。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外部逻辑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数字经济赋能的大背景,而内部逻辑从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赋能的运行轨迹进行了洞察。根植于中国式的城乡融合实践,数字经济是通过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服务融合、文化融合、生态融合等五大传导机制,全面赋能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融合。应从“数字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数字城乡治理联动一体化”“数字城乡包容性政策一体化”“数字城乡金融发展一体化”“数字城乡下沉平台一体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路径。     

“互联网+”驱动下高校青年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互联网+”驱动下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为高校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导向依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为导向,从创新创业支撑、创新创业知识能力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高校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群组G1法的评价方法,引入非线性加权的评价模型,并以A大学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价分析,根据实证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高校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政策建议。     

产业智能化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提升路径

基于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利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创业、创新和互联网使用三个维度探索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替代效应”和“智能化效应”,其中“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致使产业智能化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阻碍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代和外地农民工、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从事常规性特征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东部以及劳动力保护较弱地区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受产业智能化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提出促进创业、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互联网使用技能可以推进农民工把握新就业形态,从而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助力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新时代创新创业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创新创业教育行为效果进行科学地评价,推动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和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本文首先介绍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其次构建了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评价和实证分析,为推动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数字民生权益的法治保障研究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并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当代，现代民生再一次具有了新的发展含义，“数字民生权益”的概念也随之出现，呈现出“数字+民生+法治”的复合型特征，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近些年来，我国在数字民生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但是在数字民生权益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基础性立法薄弱、政务服务供给和司法保障建设不足、无法满足民生诉求的困境。探究其原因既要认识到制度设计、治理理念等内在因素，也要考虑到科技进步、技术局限等外在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发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做好立法层面的顶层规划，加强执法、司法、普法等与民生息息相关领域的法治构建，将数字民生权益保障纳入法治轨道，打造普惠型数字民生体系。     

混合创业：一种进退有据的创业新模式

创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其极高的失败率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创业者的创业实践。相比而言,"混合创业"在保留全职他雇工作的同时进行创业,这一创业模式无疑给潜在的创业者提供了一种诱人的选择。个体可以利用全职就业提供的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本等进行小规模试验,以验证其商业创意的质量和自身的创业能力,在减少创业不确定性的同时降低创业机会成本。利用全球创业观察2016年中国大陆成年人口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生存需求型动机和较高的创业相关能力更可能推动个体选择全职创业而不是混合创业;而年龄、教育层次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则与混合创业选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建议应该尽快将混合创业纳入已有双创支持政策,以便激活更多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力。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德国房价缘何十年不涨

目前，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了房价平稳的重要性。近年来，日本兴起的“住居福祉学”。更从“民生福祉”的视角将房地产业的民生性质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看，凡是重视房地产的民生性质．将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而非投资市场的，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小。     

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基于CFPS2018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是重组要素资源的关键力量,为活跃市场主体、促进家庭创业带来新契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互联网使用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存在户籍和年龄异质性,相较于非农户籍而言,数字经济对农村户籍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青年群体而言,数字经济对中年群体创业的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丰富社交网络,为家庭创业提供机会与路径。鉴于此,可以通过加强信息服务覆盖、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宽数字金融服务边界、加快数字化人才培育等措施,在“十四五”时期助力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