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杜威:"真理"在谁一边?

罗素和杜威在真理观上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前者是真理符合论的拥护者,后者则详细阐发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他们在真理观上的分歧源自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立场和哲学方法的不同.罗素一生多数时候都坚持实在论,并坚持使用逻辑分析方法探讨一切哲学问题,而杜威完全不赞同罗素关于客观事实的本体论主张,极力倡导实验主义方法.他们二人就真理问题展开的思想交锋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重要哲学论题的发展.     

超真实、拟真与内爆——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

在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中,超真实、拟真与内爆是三个核心概念.超真实是对真实的批判,超真实的世界源自于符码的拟真.在符码支配一切的时代,信息的泛滥导致了内爆,这是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转变.通过对这三个核心概念的阐发,鲍德里亚扬弃了早期以象征交换来替代现代性的批判思路,走向了客体支配一切的理论逻辑.这是一种悲现思想.     

"真"与"美"的内涵叩问及认知质询——济慈"美即真,真即美"中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研究

“美即真,真即美”。约翰.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咏叹的这句诗一向是批评话语的常青树。关于“真”与“美”问题的思索不仅表达了济慈的艺术观,更体现了济慈的哲学倾向与美学思想。济慈之“真”是一个记号性的语言,它的意义指向情感层面,而且有唯心主义色彩。“美”对济慈来说意味着欢乐。“美”的最本质特点是“强劲”。“美”与“真”形影相随,共同在济慈的作品中展现诗性智慧。济慈对于“真”和“美”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直觉向理性的过渡,这标志济慈智慧的成熟。叩问济慈之“真”与“美”的涵义并探索“真”与“美”的认知之旅是我们理解济慈诗歌艺术的前奏,也是对济慈的审美心态的必要观照。     

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即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这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使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反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8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多,视角发生了转变,跨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不同翻译标准的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     

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与可应用性——现代归纳逻辑的哲学探讨

帕斯卡概率解释主要有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五种。与逻辑解释相比较而言,主观解释和它的衍生物主体交互解释是更为有效的认识论解释;而与频率解释相比较而言,性向解释是当前可利用的更为有效的客观解释。由于在自然科学中要找到一系列独立的可重复条件是可能的,因而一般说来客观解释适用于自然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事件的独立重复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认识论解释适用于社会科学。     

原初状态：论正义的原则——对原初状态普遍性和可验性的批判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为了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而定义的一个公平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选择过程。无知之幕是原初状态最显著的特征。这层幕迫使人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遵循以下的原则：一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的天生资质或者社会环境而处于一种事先有利（或者不利）的地位;二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只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三是个人倾向和偏好不会影响决定。     

犯罪预备可罚性的本质探究——兼论抢劫罪犯罪预备的认定

处罚犯罪预备是因为预备行为具有危险性,如果不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阻挡,这种预备行为将可能会发展成实行行为。正是预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惯性,对刑法法益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因此立法者事先动用刑罚权,来保护刑法法益,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事先动用刑罚权的行为毕竟是一种推定行为,对其应严格加以限制,否则将造成刑罚权的滥用和忽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 尽其性,俟其命——儒家性命之道与死亡哲学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他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他举例说,伽利略因为生存原因放弃日心说的主张无可厚非,因为“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不值得为这个所谓的“真理”遭受火刑。     

社会整合、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基于制度可实施性的分析

在制度的可实施性视角下,民主巩固指涉的是民主政体的可实施性问题。而民主政体的可实施性,关注的是行为者遵守民主政体的激励问题,关照的是行为者对民主政体的共识与认同,强调的是行为者对民主政体的真正遵守。而对民主政体的共识与认同,涉及的是社会整合问题。因而作为社会整合渠道的政党政治,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实施机制。     

翻译美学视角下古诗歌“三美”英译的可译性限度——以《春晓》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本文以《春嗲窃的三个英译本为例,谈谈中国古诗歌“三美”英译的可译性限度。     

试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保险性——对当前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已进入环境风险高发期,建立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已迫在眉睫。在建立和实践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为了既能给受害人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又能避免责任企业因承担的赔偿责任过重而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量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区分性、道德风险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细化相关制度设计。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