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构成视域下《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特点 ——兼及明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的知识定位

明代祁承■以“世用经济”作为读书、购书、鉴书的指导思想。这导致《澹生堂藏书目》存在推崇“国朝”(即明朝)的情况,成为其部类设置与排序、具体文献归并的主要标准。“世用经济”作为此书目编纂时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得以有效处理好编纂过程中部、类、小目的三级文献单元体及具体书籍之间的“文献关系”,实现抽象的类名与感性的具体文献二者的有效统一。在《澹生堂藏书目》“小说家类”中,祁承■依致用价值的大小将小说分为“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等八类小目,即是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这对现代图书馆学的启示在于：应先对图书的特征、内容及类属有较清晰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文献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才能处理好“资源出处”“文献关系”与“主题”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促使明代私家藏书目为合理展现目录学知识结构与文献秩序的层级关系,尝试对“小说家类”之“道”的本质与“器”的知识表现进行多维探索。     

《书经》中的建筑问题

《书经》亦称《尚书》,简称《书》,“六经”之一。唐经学家孔颖达疏曰:圣贤闹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个“上代”是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挂,造书契,以代结绳之     

漫话藏书印

颤饣笙垂读书、爱书、藏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往今来,许多知名的藏书家对书籍有着独特的感情,并且喜欢在自己所珍藏的书籍上钤盖藏书印。在古代,文人学士很重视藏书印,尤其是明、清的藏书家,几乎有书即有印。论及藏书印种类,共分五类:一是用自己的名号或藏书处的名称。宋太祖有“秘阁图书”之印;苏东坡有“赵郡苏轼图籍”;毛泽东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二是藏书家说明其得书不易。于是印文常用成语:“子孙永保”、“子孙保之”。如清初浙西派的朱彝尊,他的藏书印曰:“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但有些藏书家认为使藏书永…     

论非一般形式多卷书的分类组织

图书馆分类编目工作要真正使读者获得“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便利,就应弘扬我国文献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深化文献分编工作,科学合理地处理好非一般形式的多卷书。 多卷书的分编是分类编目工作的难点,为此有关分类与编目教材都要设专门章节加以讲解说明。一般形式的多卷书,就是同一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皕宋楼藏书志》的作者考实

《皕宋楼藏书志》是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目录,书前题曰“归安陆心源刚甫编”、“乌程李宗莲少青校”,李宗莲在书前序中亦明言“（陆心源）则出巨稿三尺许,嘱为参定同异,乃翻缉疏录,从事黄墨者三阅月”。但诸多学者皆认为是书为李宗莲所代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

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王绍曾清代著名学者、“儒藏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周永年曾经说过：“书籍灿陈，且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善。”大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黄丕烈也说：“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藏书的目的在读书，读书要广见博闻，首先要藏书广见...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

《五色石》八卷,序言后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八洞天》八卷,序言后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目录首行与正文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故学者多以为:二书为同一人所撰,如孙楷第先生一九三二年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在《八洞天》条下即云:“此书与《五色石》小说同为一人所撰。”在一九五七年重订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八洞天》条下又云:“此书与《五     

朱溶及其《忠义录》试析

清人朱溶及其所著《忠义录》一书,八卷。本文拟以较有特色之卷七《表忠录》为重点,兼及其他各卷,对其书、其人试作初步探讨。一、《忠义录》一书的版本、目录谢国桢说《忠义录》“记明季死节之士”,记“江南各地忠义之士,尤为详允”。朱溶其书“凡例”曰“是书悉记明末殉难诸公,一、二卷寇乱殉难者”,“三卷至八卷清兵殉难”;或其人“虽非殉难,而鞠躬尽瘁死于军中者,不可谓非忠义也,并采而著之。”这部书,见到三种清抄本: 1.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本”三册,以下简称“南本”;还有“天尺楼本”,仅抄“南本”两卷,并毛奇令序,以下简称毛序。2.浙江图书馆藏抄本,六册,简称“浙本”。     

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为什么会流落到苏北?

《读书》杂志1979年第8期,谢国桢先生写的《访书观感》写到扬州图书馆时,说馆藏的善本书籍,“有《续清文献通考》著者刘锦藻的藏书,刘氏在清朝曾做过内阁中书的职位,颇得到内阁大库的藏书,多已出售,余留下来的书籍归到该馆,仍不乏善本。”按刘锦藻是《续清文献通考》的作者不错,但他是湖州南浔人,他没有做过内阁中书,他的藏书没有售归扬州图书馆。他所著《坚瓠盦集》刊入《南林丛刊》次集,集后附有吴郁生所撰行状,称他于光绪戊子举于乡,甲午成进士,先是已援例得户部主事,以郎中候选,至是复归本班,签分工部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文学文献学琐论

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一门新建立的学科,其间有待研究探讨的问题颇多。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些琐碎的探讨,以求教于读者。一、什么是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引孔丘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朱熹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四书集注》)汉、宋学者对此作注时,大都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辞海》中说:“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就是指朱熹等人原来的解释。“贤”是指“贤者”、“贤人”,即故旧耆老的言论。     

卢文弨、吴骞校补《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再校

《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广为搜寻明代文献典籍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千顷堂书目》问题较多,清代诸多藏书家都曾为之校补,其中有卢文弨和吴骞。卢、吴二人依据不同底本,考订时代分类,校正文字,增补条目、注文等,取得不小成绩。然而,经校补后的书目仍存诸多问题,卢、吴二人尚有遗校、误校之处。以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为中心,校出卢校误八则、吴校误十九则。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说文段注》精核发微(附索引)

黄侃《与友人论治不学书》云:“《段注》多说经义,类皆精核,使人因治《说文》而得治经之法;其可宝重,政在于此。”黄先生所说的“经”,实际上包括了群书的,不限于古人所说的“经书”。因为《段注》所校释的群书总共有三百零二种,其中如《毛诗》、《左传》、《史记》、《国语》、《庄子》、《楚辞》等三十多种书,每种竟达一百条以上。学术界只看到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等的贡献,其实《段注》所涉猎到的书籍,比王、卢的     

附庸与反附庸的“小学”—“小学”在历代书目著录分类中的地位(续完)

五、明代私撰目录之进步,日趋科学分类,小学独立发展。宋以后官修簿录《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沿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列小学于经部。有的私家目录书也在所难免。如元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即循四部分类,小学附经类,收书也较保守。小学类除收尔雅、说文、广韵等书外,还收法贴、蒙求、童蒙训、弟子职等。后来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有所补正,将弟子职等幼仪入儒家类,将蒙求等入类书类。本着“以类相从”,而“区别部别,不便错杂”(小序)。     

缪荃孙与地方志

晚清学者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考据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一生曾参与编纂过五部地方志,其中以《［光绪］顺天府志》最为后人称道。作为学者的缪荃孙在纂修方志过程中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他的修志思想与张之洞“通经致用”、“中体西用”思想是一致的。在修志方法上,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或因或创,或继承或发展。此外他在辑录旧志及编纂方志目录方面,贡献亦很突出     

略谈志书篇目结构及其整体性

篇目,在旧志书中称为“门类”、“门目”。它反映了志书的结构和内容,是志书体例的具体化。志书学家历来对此极为重视。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修志应回避、忌讳的八种现象,即把“忌条理混杂”列为八忌之首。李素棻在《方志学》中曾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瞿宣颖在《志例丛话》中也说:“夫志之佳恶,不待烦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二题

一、“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苏拭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命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对王维诗画的评价,抑或如有人所归结的那样,仅是一个诗与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对此,清代著名学者叶燮解释得颇为清楚明白:“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己畦文集》卷八《赤霞楼诗集序》)诗与画,即情与形的交融和统一,构成了艺术的审美意象,这是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