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试论我国公益募捐宣传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盘点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十个话题时,总结了这样一个问题:"传媒点名富豪捐助穷人: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该问题是由一则连续报道引发的: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1]     

人类基因财产权分析

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最著名案例要数美国的摩尔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案.但不幸的是,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摩尔的请求,摩尔未能在财产权的争取中获得成功.由此引发了科技界、宗教界、社会科学界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不能把人作为客体,而支持者认为,人类基因财产权的确立,既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保障,也是对生物科技的发展保护,最终让全社会都享受到生物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萨伊定律批判

在西方经济学学术史上对萨伊定律的全面批判始于凯恩斯,但凯恩斯的批判并不是基于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得以反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依据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其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人们对具体物质财富需要有限性的特征以及这种有限性与个人货币财富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忽略了需要、需求的特性和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因而使得萨伊定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局限.     

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

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列宁关于执政党协调与农民关系的思想

列宁认为,对在农民占人口多数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农民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通过必要的让步实现和农民的真诚联合;要通过协调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争取农民政治上的稳固支持;要通过提高农村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争取农民的充分信任.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社会科学进化发展模型新探

针对以往探讨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模型大多是把“自然”替换为“社会”而已 ,本文在借鉴和检讨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展模型思想的基础上 ,立足于马克思“思维工具与思维产品”相统一的思想 ,从思维的基本细胞———“概念”的历史逻辑发展的角度 ,指出概念的逻辑档次提升和级别的跃进 ,是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微观模型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从刘勰的“梓材”说看理想人格的建构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梓材之说,要求君子具备藏器待时的心理素养、内圣外王的道德建构、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智慧才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理想范式,但也暴露出中国传统人格理念中重德性而轻知性、重理性而轻感性、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历史局限。     

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

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试图从其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中找出走出当代西方哲学困境的出路,尽可能地减少后现代思潮带给中国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     

基于DEA的财政支出效率分析——以宁夏为案例的研究

财政支出效率对宁夏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财政管理的职能,界定了财政支出效率的内涵,并设计了衡量财政支出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工具,分析了宁夏及18个市县与我国31个省市区的财政支出效率。最后,给出了提高宁夏财政支出效率的若干政策建议.     

试论法的基本精神

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它决定着法的价值取向、法的基本原则,是法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背景下,探讨和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在研究中国传统法的基本精神和西方法的基本精神以及中西法的精神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基本精神。     

创造视角下的两种文化交融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文章以创造的视角去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关系,从创造的三维立体定义出发,分别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和创造境界三个层面分析研究了两种文化交融的问题。     

思维能否“建构”世界:施蒂纳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从强调人的唯一性的考虑出发,表达了他对语言、思维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他通过语言叙述使思维完成了对世界的建构,又借助观念转换使思维实现了对现存世界的占有。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思维观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会遇到诸多困难,因为它不能处理诸如现实内容的多样性、不同个体之间的唯一性、个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以及观念怎样引导甚至支配现实等问题。当然,马克思的观点既与施蒂纳相对立,也与一般唯物主义不同,而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照世界方式的双重超越。进一步说,语言之谜、思维之谜、世界之谜及其相互关系之谜,之所以剪不断、理还乱,根源在于人的现实复杂性和精神超越性。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