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之思”：中西视阈下的诗画美学观

"出位之思"作为西方的一个美学概念,经由中国学者钱钟书和叶维廉两位先生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立场的再诠释而得以拓展,成为一个兼具中西诗画美学内蕴的、带有普适性的诗学概念.在此意义上,对这一诗学概念的梳理和辨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说"明"——试论道家的认识论

"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个凸显认识论意旨的概念,特别是在原始道家哲学中, "明"更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概念.道家所说的"明"超乎一般的认识论的意义,既 非感性之"明",也非知性之"明",而是指向"道"自身的显现、显明. "明"也就是生 存的澄明,道家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合而为一的.道家所说的"明"既"明"且"暗",这 也应和着"玄冥"的"道体".     

技术之“是”与“应该”

由于受"休谟法则"的影响,在技术哲学研究传统里把技术本质分裂为"事实本质"和"价值本质",并存在着"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本文认为技术本质是事实本质与价值本质的统一,坚持这一点也就消解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     

略论欣赏之“兴”

"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内涵极为丰富的一个概念。梳理古人对欣赏之"兴"的论述,可以发现"兴"具有超越性、引发性和自由性的特点。作为贯穿欣赏过程始终的"兴",包括三个基本环节,即感知、感动、感发。     

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的概念规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其合理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反思和审察.基于宗教神学立场的上帝创造之"人",近代以来已逐渐退出科学思考的领域,基于自然科学立场的自然生命之"人",总体上看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不是太大,而基于哲学理性神话的抽象概念之"人",迄今仍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依凭的重要基石.必须走出关于人的自然本性或先验本质的理性神话,重视人的非终极性问题及其意蕴.人不是已经完成或给定的"常量",而是处在生成或形成过程中的"变量".人类生活世界的二重化根源于人本身的二重化,即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双重规定及其动态关联.把动态内涵纳入"人"的概念规定,克服"人"的静态概念的缺陷,真正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从“人之死”到“作者之死”——福柯作者理论探析

"人之死"是福柯"作者之死"的逻辑起点,随着现代知识型的废除和新知识型的诞生,作者终将与人一起死亡.作者功能是福柯作者理论的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园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福柯改变了关于作者的提问方式,从"谁是作者"转向了"什么是作者",从而开辟了作者理论的广阔空间.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     

“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决策与发展:中国五年计划的比较与解析

中国已经从计划模式的效仿国逐渐成长为计划模式的创新国,并在计划的发展演变中呈现出与其他有计划国家的显著差异性。为了解析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进而探讨计划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文章着重从决策哲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文章分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实质,并比较了实事求是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异同,同时强调了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性。     

施蛰存在“百花时代”

1956年前后, 久不动笔的著名作家施蛰存在<文汇报>发表了多篇杂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56年发表的<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和1957年发表的<才与德>等.这一现象与"百花时代"的政治空气有关,更是施蛰存不平则鸣的担当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具体体现.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是文学家创作时情感的变化轨迹、强弱程度等因素对文学作品中音节、意象、意脉、意群等各级结构单位的组织安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势表现为声势、语势、句势、文势等几种形态。随势结构而来的优秀作品,往往体现出四个重要的审美特性:整体性,运动性,节奏性,含蓄性。而追溯“势”的发生之源,又和古代文学创作中“兴”的传统有着重要的联系。     

再论金谷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在这样的集会中,文人名士无拘无束地游玩、饮酒、赋诗,并将集会所创作的作品编集,是文学史上一次较早的、可信的有结集产生的文人文学活动。同时,它还为后世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重要雅集活动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再次尝试考察金谷雅集的面貌及意义。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翼论正史编撰

赵翼所著《甘二史札记》,从正史之体例、史料及史家主体修养三方面,对正史编撰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正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正史编撰“原委”一些重要同题作深入考察,揭示出许多优秀史家的艰辛劳动。文章还有对赵翼与章学诚历史编撰主张的对比,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赵翼所论之成就及其局限。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