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欲将汉学主义构建成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研究汉学主义的产生、兴起、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汉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审视汉学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分析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著,批判对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思想,可以获得一个宽泛的汉学主义演变的历史形成脉络,把握其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点,并了解其性质和主要特征,从而对最终演化为内在逻辑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进行定位.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历史回顾其实是探讨其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河北作为我国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历来是海外汉学关注的一个核心区域。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切,清末民初甚至成为法国在华汉学的两大研究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体系对河北所进行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丰硕,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河北大学的西文善本书收藏也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握有珍贵的研究资源,河北应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清代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     

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

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学术群体,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分支,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1)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性成就;(2)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3)反对汉学的墨守与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东方学传统与传教士汉学——艾约瑟对上古中国宗教的阐释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海外中国学也好,海外汉学也好,是一个学科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个学术领域包括了若干个各种各样的学科和专业。因此,没有谁可以说囊括中国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精细,政治介入学术越来越深,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扩张了很多。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汉学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汉学的意识和理念、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重建、汉学的实际研究效应几方面做具体的探讨。     

匈牙利汉学发展述略

匈牙利政府实施“向东开放”的政策,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本文梳理匈牙利汉学的发展和繁荣的历程,探讨汉学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归纳总结匈牙利汉学发展的显著特征。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实施,匈牙利汉学的发展前景广阔,有望成为欧洲汉学发展的新阵地。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旨对比

梁书力主"反动"说,推崇汉学之科学考证精神并于宏观中把握清代学术之概要,着力构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创作规范。钱书着眼于"传承",善于从师承关系上周详地分析清代学术之特色并着力推崇宋学经世精神,带有明显的思想史色彩。在新旧学术演变考察中,作为启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善于从外部环境着眼突出新思潮之质变;作为史学家的钱穆则善于从学术自身传承中考察新学术之发展。于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方面则两书相通。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大师。其学术与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晚清学者,而且声名还远播海外。他对日本汉学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的交往甚密,并培养了留华学生,这对于沟通域外汉学,尤其是近代日本汉学,起了很大作用。做为乾嘉学术传人的俞樾自然也就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与推崇。     

学人个案与中国学术形态发展轨迹的相互观照——评《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

王应麟(1223-1296)是我国宋元年间的杰出学者,撰有《玉海》《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诗地理考》等著作,对清代学术以及整个浙东学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去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发展史,则不难发现,在传统学术由"汉唐以文献训诂为特色的旧汉学",到"明清以文献考据为特色的新汉学"(钱著第270页)的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