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康德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

休谟的经验批判终结了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从而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则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就必然是理性的批判,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对人类知性与感性直观的批判,康德彻底否定了一切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把知识完全限制在一切出现中,这也就否定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前提,从而在终结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堵死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一切可能的存在路线.     

由庄子的认识论思想浅析中国哲学认识论特点

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哲学习惯性地将认识论问题融合于人生价值、天道命数以及人格修养中,体现出以功夫论取代认识论的特点。庄子的认识论在中国传统认识论历史上建树颇丰,影响甚巨,对庄子的研究或许可以开显出中国哲学特有的认识论特点。     

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历史观

当哲学把目光转身历史时,关于历史的理论化或系统化的历史观开始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这一斗争反映到哲学上,也带有了社会变革和救亡的色彩。集中体现为变易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民本史观、以及唯物史观的初步传播。     

论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性质

西方近代哲学发生了"意识论转向",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符号论转向".现今所谓"认识论转向"其实只是前者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意志论转向".其中,德国古典哲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德国古典哲学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是意志主义的.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认知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期科学与哲学的划界;20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与会通等文化现象。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述了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它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又使得一些西方近代功利主义观念在中国得以移植。认为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构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进化哲学论纲

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其社会影响远大于科学影响,哲学思考远甚于科学研究.但这种解读不是释义上的流误,而是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中国哲学告别了封建时代的古典形态,形成了颇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进化哲学.它探索和回答了当时正处于内优外患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用物竞天择、善变应天的思想观念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和信念,推演出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同时,它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试论康德前近代西方伦理学的认识论倾向

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充满了对科学的信任和迷恋。这直接导致了近代西方哲学包括伦理学的认识论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家力图把伦理学变成纯属智力范围的一门学科,似乎美德是可以借助某种科学的方法(或数学,或力学)而得以发现的,似乎善恶是可以借助某种逻辑的工具(或归纳,或演绎)而得以认识的,似乎应该像建立一种实验物理学一样来建立一种道德学。     

论经济哲学的认识论基础

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论考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对经济本体的认识论考察,其基础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意识与经济行为或活动的关系问题;对经济学的认识论的考察,它把经济本体的认识论问题折射为对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它不仅反映在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分野的反思上,反映在对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的对立的反思上,也反映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上;对经济哲学这一学科的认识论考察,包括经济哲学赖以建立起来的认识论根据和经济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分析。     

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模式与前提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学术创新活动.透过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总体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三个话语系谱和三种叙述模式,以及书写者的哲学观嬗变历程.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析

哲学认识论领域"主观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使当代知识标准、来源、生产方式等发生了重大转换.就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范式从鼎盛走向式微;关注政治思想史的非经典、非连续性;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 ,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宗教人文精神的中国佛教哲学 ,可以为调整人的心灵 ,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供世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所缺乏的某种解决思路。把佛教哲学思想运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必将有助于调适人类的生存需要 ,减少人类的现实痛苦 ,增进人类的和谐友爱 ,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 ,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