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重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总体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国当代外交坚持统筹兼顾的对外关系原则,出现了重要转型。在此以国际体系变革视角探析冷战后中国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以探索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流变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土耳其的毒品外交(1965—1975)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吸毒问题,美国政府积极游说盟国土耳其放弃罂粟种植,从而揭开了两国长达10余年的外交纷争。美国的冷战战略是影响和制约两国关系的关键常量,而美国对土耳其展开的毒品外交常常与这一战略纠结在一起,对两国的同盟关系构成了一次重大考验。由于土耳其在禁毒问题上采取的"不合作"态度,美国政府的毒品外交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即从单边施压到构建多边体系,继而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换取土耳其制定鸦片禁令。然而,通过外交施压换取的这一禁毒合作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合作关系因此变得异常脆弱并难以维系,而冷战格局和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最终导致两国的禁毒合作发生了转轨。这一变化乃是毒品消费国与生产国矛盾与分歧的重要表征,也是冷战缓和年代美国与盟国关系变迁的缩影。     

论两极格局形成与冷战爆发--一种建构主义解析

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各国学术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从未终止,但始终对冷战的爆发时间莫衷一是。文章认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确立交织在一起,对冷战爆发问题研究的症结在于对国际格局的不同定义及对两极格局形成的不同认识上。对格局定义及形成标志的模糊认知将对冷战爆发的判断造成直接影响。国际格局包括国际战略关系格局与力量关系格局。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冷战的爆发是相伴而生的。     

试析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成因与影响--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建构层面的双重思考

由于民族主义在原因和后果上都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发展两个层面,因而笔者主要从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构建两个层面分析和探讨了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原因和影响。从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看,其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层面长期累积的矛盾,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历史动因。但从冷战后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后果看,其消极性又大于其积极性。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冷战后民族主义的成因在于许多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失败和失误,其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它导致了国际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又一次增生,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图像

冷战结束后,科恩根据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的重新配置绘制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图,这是一种将政治世界作为不同等级——跨国家、国家和地方之间相互依赖的体系,将政治地球设想为不同发展阶段进化的统一体系。他突破了地缘政治学家仅关注地理环境与特定国家权势竞争关系的传统,使地缘政治学成为发展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学说。     

当前德美矛盾解读

伊拉克问题引发了德美关系危机,双方矛盾集中在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域。德美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德美双方在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差异。当前德美两国正经历双边关系的一次实质性调整和定位过程,对欧盟建设和大国关系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

20世纪60年代,美国提出了旨在应对自己盟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对核武器的需求、维护自身核优势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欧洲其他盟国和苏联的反对,美国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这在美德关系中引发了矛盾,推动联邦德国采取更为独立自主的政策,同时也反映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冷战态势的变化。文章力图在吸收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美国外交文件,解析关国采中这一政策的原因,进而透视这一时期的冷战态势。     

面向21世纪的日俄关系

近几年来，日俄关系开始升温，两国间的冷战状态已成为过去。然而，悬在日俄两国间的最大障碍──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日俄关系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直接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本文拟从分析冷战后的日俄关系入手，试对２１世纪的日俄关系走势进行预测。一、日俄两国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并取得积极进展冷战的结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使国际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变化，世界各国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建国际社会新秩序的时代。临近世纪之交，昔日的冷战“前沿”──东北亚地区在国际大形势的影响和驱动下，从“三足鼎立”到“列国并列”，进入了多…     

中俄美大国战略关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21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仍处于冷战后的重大调整和形成时期 ,新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对于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冷战后中俄美三国构成了新的大国战略关系 ,国家战略利益成为影响三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并开展合作 ,也存在战略利益的竞争和冲突。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 ,中俄相互借重、共同牵制美国成为中俄美关系的重要特征。坚持独立、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 ,冷静、理性地对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推动建立多极世界格局和国际新秩序 ,将成为 2 1世纪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抉择。     

后冷战时期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对后冷战时期印度发展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分析,论证了建立在互需、互利基础上的印、俄关系的特点,分析了印、俄关系的有利与不利方面。指出印、俄关系的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分析了印、俄关系的发展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国针对外来威胁的战略选择集中表现为遏制,从而构建、推进了国际关系的冷战状态。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与冷战状态的起源和延伸存在关联。冷战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状态生存的动因研究可从四项议题展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具有六个基本特征,美国遏制战略的多元内涵具有五种选择。依据国内外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认为,冷战有可能正在从国际关系的例外转成常态。     

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美苏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美苏关系史。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重构国际核秩序:《中导条约》与国际核秩序的演进

《中导条约》是冷战国际核秩序的产物,它反映了美苏想要维持核平衡与核霸权的目标,体现了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随着冷战结束,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不断发酵,《中导条约》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改变,不能维护核平衡与核霸权的问题不断凸显,这导致了《中导条约》的解约,也标志着冷战国际核秩序的最终解体。重构国际核秩序就要抛弃冷战思维,加强多边协调;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目标,抛弃核民族主义;探索全球核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多层主体、多种措施地构建符合核形势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历史与现实

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复杂国际关系中的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初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到目前为止,双边关系虽已走出困境并恢复到正轨．但困扰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和消除,双边关系仍很敏感与脆弱。本文通过对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进行梳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的深层原因,指出困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在于双方因相互信任的缺失,难以跨越传统的“安全困境”,并尝试着探讨双方超越困境的路径与方法。     

银幕中的冷战表征

冷战与冷战思维起源于外交、国际政治领域,但很快就覆盖与蔓延到了文化及日常生活领域。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过程中,时常会有与冷战有关的影片出现,它时而置身前景,时而又退隐为背景,在冷战的不同时期,影片的表现方式和关注要点会有所不同,从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与美国社会与文化之变迁的关系。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由苏联解体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美国用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威慑和遏制战略是错误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冷战后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对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了客观的表述和分析。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