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道家·隐者·思想异端

江瑔《读子■言》中有《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一篇,迳谓:“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端,演而为九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其言笼统夸张,多臆测;唯论到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后遂入民间,徒众而分趋,亦非全然无据。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卷首概述中国古代哲学时,虽较简略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日本新发现一封康有为致犬养毅书

日本三田史学会编《史学》第四十九卷第四号(一九八○年三月)刊载一篇和田博德先生的文章,题为《康有为致犬养毅书——近代日中关系的新史料。据该文介绍,康有为的这封书信是近期在冈山县“犬养毅(木堂)关系资料收集委员会”收集的资料中发现的。康有为书信为中文草书体,无标点(见原书信手迹)。和田博德先生在文章中为之加了标点,书信全文如下:     

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康有为、严复以及宦懋庸等人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都做过诠释。但是他们的诠释各有偏颇。我们认为,要对该章作出较为接近原意的解释,有两点应考虑:一是根据同时代的古汉语中句型相近的语句的句读通例,准确断句;二是认识孔子对“民”的看法、对“民”的态度。     

略论回族学者刘智的伊斯兰经济观

刘智（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０）是清初我国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宗教学者,一生译著颇丰,其中《天方典礼》和《五功释义》的部分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伊斯兰经济思想。一般认为《天方典礼》是"一部将伊斯兰教原理与中国儒家学说精编巧织在一起的伦理学著作"①,但他仔细研读此书,我们发现该书除了着重阐释伊斯兰教教义和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外,其中的《五功篇·课赋》、《民常篇·财货》等篇章中还包含着刘智有关伊斯兰经济问题的许多独到见解和主张,而这恰恰是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一"天课"是伊斯兰教法定的施舍,是以真主的名义向教…     

上博简《民之父母》研究之二——《民之父母》解读孔子民本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民之父母》篇记录了孔子对于"何如而成为民之父母"这一问题的阐释,全篇体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文章以"必达于礼乐之源"为逻辑起点,试论述《民之父母》所体现的"仁者爱人"、"先富后教"、"为政以德"等思想,并认为为政者注重内心德性修养、修身正己是成为"民之父母"的重要途径。     

中国说唱文学之祖新探——荀子《成相篇》在中国说唱文学史的价值和地位

专家学者们历来认为唐代 “ 变文”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然而本文论证荀况 《成相篇》才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 成相篇》 之主要形式以六句为一章。《 成相篇》 采用当时民间歌谣形式。《 成相篇》 中普遍运用“ 四字对偶句” ,开文人诗歌运用对偶之先河。《 成相篇》 运用长短句形式、运用对偶手法,其影响波及后代汉乐府诗歌、宋词、元曲以及民间说唱文学。《 成相篇》 分为三段。第一段以 乱 为核心,先叙致乱之因,后论拨乱之法。第二段由今日之乱 而怀念往时之治 。第三段乃《 成相篇》 之核心,提出君主治理国家、拨乱反正之方略,对大治社会进行描绘。     

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本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汉初的贾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识时人所未识、悟时人所未悟的远见卓识,堪称我国汉代封建社会前期民本思想之冠。《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封建统治基础的真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没有人民,封建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现实性。人民又是封建国家、封建君主赖以生存的命脉,“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衰失了命脉,国家要灭亡,各级封建统治者都无法生存。人民不是依赖国和君而存在,而是国和君靠了人民才能生存。“民无不为功也”,“国以民为兴坏”。封建统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论王夫之的尊君和重民思想

建立在传统天道论基础之上的人道论是王夫之哲学、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的人道论主要体现为尊君和重民两个方面。其尊君论的核心是以道统限制治统 ,君主只有遵循道统 ,先德后治 ,先公后私 ,以民为先 ,在此前提下励精图治 ,才是合格的君主。否则 ,臣、民可以不忠 ,可以易君 ,可以革命。所以 ,王夫之提倡的是相对的君权论。关于重民 ,王夫之重视人民的力量 ,恤民、忧民 ;要求君主必须采取措施 ,让人民安居乐业 ,富而教之。但他又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怀疑人民的能力、畏惧人民的力量。所以 ,在制约君权和重民这两个方面 ,王夫之要逊色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在对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开拓方面 ,他还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大的创新和建树     

从《五蠹》中管窥韩非思想

韩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一生著作颇多。这里仅就其代表作《五蠹》一文中的思想,作一管窥。 韩非的进步历史观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五蠹》一文中,突出地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文中开头就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茄蟀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复后氏之世者,必为鱼系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     

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晚清经学家。平生著述极丰,其学术思想经历过六次演变。首先,他一反两千年来的旧说,提出以礼制作为区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标准。继而,复以今文经为孔子所作,古文经为刘歆伪造。戊戌政变中,作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的基本观点,实多本于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然廖氏之创见,鲜为世所知,特别是对其三变以后之思想,了解或者研究者更少。为了发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刊特辟专栏发表李耀仙等同志的三篇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注意展开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讨论和研究。三篇中的向楚《廖季平学术思想之演变》一文,原题为《廖平》,发表于1946年左右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该文根据廖的著作、廖的门人弟子对其师说的记述以及当时学术界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评价,对廖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作了较详尽的述评。本刊对该文题目作了改动并略加删节后,重新加以发表。以后,本刊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司马光论因循与变革

司马光在集注《法言》时,于《问道篇》论道的因循与变革. 扬雄在《法言,问道篇》中,论道曰:“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篡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民之死,无为乎?”     

"内七篇奥义"之四《人间世》奥义——因应外境的庄学"处世"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四篇.《养生主》阐明主动而理想的个体"人生"之后,《人间世》阐明互动而实际的群体"处世"对君主专制正面强攻,与伪道俗见全面交锋,遂成"内七篇"最为危险之篇,庄子的隐晦其旨、支离其言因而臻于极至.旧庄学的谬解曲说,导致义理浅显的《人间世》像义理艰深的《齐物论》一样难懂.本文作者以史实考证为依据,详尽阐明了庄子对孔子的"不然于不然"然于然"及"不然然";进而以"内七篇"整体结构为依据,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千古未发之覆--庄学"间世"奥义.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

《魏风·硕鼠》是《诗经》在当代影响最大的一篇。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因而全诗“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这在当时社会是带有反抗意义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文革中更把《硕鼠》说成是一篇“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过去一些学者,对汉人之说盲目笃信。然《毛诗序》说诗,非美即刺,常为后代所诟病。朱熹在《诗序辨说·柏舟》中即指出:“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解

《论语·八佾》第五章 :“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第2 4页 )训为 :“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君主 ,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又引杨树达《论语疏证》 :“夷狄还有贤明之君 ,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认为“说亦可通”。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中 ,言语形式所传达的内容是惟一的 ,不能有两可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 ,依据文言语法及其语境 ,问题似可迎刃而解。笔者不揣浅陋 ,以就正于方家。杨树达先生的训释源于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 6 2页 )引程子之说 ,但《论语》各篇多有…     

《周易大象解》注释续十简

《旅》,慎用刑狱而无不当;《巽》,推行政事应柔顺、多加劝诫;《兑》,朋友相交要求同存异;《涣》为圣贤安邦定国之大用;《节》为君子养有余补不足的原则;《中孚》,君主以和顺而泽惠下民;《小过》,不可因小过失而影响大局;《既济》,预先把握天道就能成功;《未济》,善于因物成化为我所用。     

《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遒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