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之构建

为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实现司法大众化,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修改或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随着我国民事案件的迅速增长,增设小额诉讼程序非常必要,根据司法实践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在简易程序之外设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研究

由于国家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性质和启动诉讼程序的直接利害原则,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存在欠缺,导致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陷于困境.反思我国司法管理模式,也许借鉴公益诉讼理念进行程序启动机制创新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出路.针对国家所有权的主体虚位性质和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模式,只有突破传统诉讼模式和制度局限、建构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才能适应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     

论民事既判力效力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民事既判力效力包括本案效力和扩张性效力.本案效力具有终结诉讼的重要功能,其通过及时终结诉讼程序,维护司法裁判稳定的方式增强司法公信力.扩张性效力的突出功能在于协调诉讼机制内外关系,避免矛盾裁判和矛盾纠纷处理结果的产生,进而提升司法机制的公信力.民事既判力效力程序保障机制对于司法公信力亦有影响.充分的既判力生成程序和健全的既判力援引程序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而既判力的击破程序与司法公信力则存在辩证关系,需要将该程序的启动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专利无效诉讼的程序理性

近年来,专利无效案件逐年增多,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设置以争议一方为复审委来确定无效诉讼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缺乏对专利无效程序性质、价值的理性考量,致使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运行中出现"循环诉讼",浪费大量行政司法资源,影响司法权威。为了解决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设置的不理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以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价值位阶为角度,构建理性的专利无效诉讼程序,实现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     

电子诉讼的风险与程序构建

电子诉讼是顺应时代发展、服务信息社会的新型司法模式,有利于方便庭审、提升诉讼效率,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但是电子诉讼也存在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削弱直接言辞原则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法庭纪律和仪式感丧失、以及维护成本高昂与利用率不足等风险。为了扬长避短,电子诉讼在适用范围上应以当事人自主选择为主,对电子化的小额债务诉讼和督促程序实行集中管辖;在使用阶段上,起诉受理和审前程序应当作为电子化的重点;同时逐步完善电子庭审的程序规则,提高程序正当性。     

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是下层社会成员寻求司法正义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特征包括社会行动诉讼、信函司法权和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公益遭受侵害的情形大量存在,但由于立法规制的缺陷等原因,很难获得司法救济.研究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对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启示.     

防范与规制虚假诉讼的成本—收益分析

近年来,虚假诉讼呈多发趋势,它侵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扰乱诉讼秩序,损害司法公正和权威.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虚假诉讼的认识并不一致,各地司法机关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处理也无法统一.为有效防范和规制虚假诉讼,须明确虚假诉讼的概念,并采用虚假诉讼的甄别排除设计,强化立案审查,完善审前程序,以有效识别、查处虚假诉讼,并及时将其排除在审理程序之外,节约司法资源.通过建立相关的成本计算模型设计和对某县法院2013年民事案件受理情况的具体分析,论证了虚假诉讼的甄别排除设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从法国预审制度看我国的侦查程序

侦查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诉讼阶段,是刑事诉讼整修大厦的基石,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建构,之后的诉讼程序将很难公正的进行。由于其活动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最基本的人权,因此使侦查程序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法国的预审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十年考(2002～2012)

2002～2012年十年间,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无论在国家文本还是在地方实践中都有很大发展.这是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功能弱化,法院面临双重困境和国外法院附设调解影响共同促成的结果.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促进了人民调解自身发展,缓解了法院压力,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然而,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如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保障不足、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合理、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更好发挥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的作用,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调整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理顺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     

论民事小额诉讼中的四对关系——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为例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对小额诉讼进行规定,这在我国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小额诉讼,有必要明确以下关系:小额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司法为民和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程序启动上应实行自动适用为主,自愿适用为辅;审判程序中,在保障最低限度程序正义的基础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救济上,立法可暂不规定当事人的异议救济权,实行一审终审和申请再审相结合的救济方式契合现有的司法环境.     

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

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在道德考量的范围上逐渐扩展,尽管它们之间争执不断,但是也能抽象出有助于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因为自身的制度缺陷无法应对未知的环境风险和已知的环境危机。恰逢其时,环境公共伦理为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养料池。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是环境伦理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它主要是通过为法律制度构造提供技术基础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解释达致的。     

论我国体育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优化

我国体育纠纷法律解决机制虽然在《体育法》颁布之后形式上较完善,但是由于体育法本身可操作性差,针对体育法的配套立法严重滞后,体育仲裁制度迟迟未能建立,致使国内体育仲裁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司法介入也由于体育行业协会的强制排除和人们的错误观念影响而变得困难重重。因此,构建我国体育纠纷仲裁机构、仲裁程序等仲裁制度以及明确司法介入的界限等是完善我国体育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     

论环境保护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化设立

随着各种环境案件的逐年增加,环保执法机构身单力薄以及与公安司法机关衔接不畅等法治瓶颈日趋突显。为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基于环保法治的内在要求,国家有必要效仿林业、铁路等部门设立专门公安司法机关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环保公安司法机关,以增强环保法治力量,及时有效地遏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论法官程序性违法的救济——以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指程序参与主体违反某一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程序性违法具有侵权的特征,同时也是对法律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对程序性违法,应当有相应的救济渠道。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程序性违法行为非常严重,并且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建立司法性的法官惩戒程序,以程序性制裁的方式对法官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救济,应当是一种很理想的途径。     

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理论基础——从新宪法修正案谈起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以人为本司法观要求现代司法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人的财产,重视人的精神利益。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其理论基础包括:现代法治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理论。以人为本司法观是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和是否有效率的根本依据,而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则是以人为本司法观的具体化。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已适用得相当普遍,而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如何突破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阻碍,使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是司法实践中应高度重视的紧迫问题。针对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从责任豁免制中走出的司法行为:简论司法责任

司法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承担司法责任符合法理、法律、法治现状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司法责任具有行为主体的专属性、导因的违法性、道义的否定性及谴责性等特点 ;建立司法责任制度可以监督和促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 ,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尊严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的限度

一些人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中的基本规范和有效的法律,能作为裁判之依据。实际上法律原则不适合、也不能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之基准,它不是一种有效的法律,不能在司法中被适用。法律原则之适用是一种法律假象,它掩盖了法官造法之真相。     

对引进西方诉讼保险制度的再思考

诉讼保险以商业运作模式为基础,通过投保将诉讼的成本和负担转移给保险公司甚至社会,从而实现个人的诉讼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保障了老百姓接近正义的权益。但是,无论从理论根源、认知、文化观念以及我国的司法制度和保险市场的现状等层面来看,我国目前引进这一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应致力于培植适合其发展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更多的百姓谋福利。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只是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间接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应建立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