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还是确证：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辩证之思

人工智能就是要模拟人类思维,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今天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而技术的异化使得人越来越像机器,人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重塑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人的自我认同遭遇了危机。面对人工智能对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发难,就要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上。人工智能究竟是对人的本质的遮蔽还是确证,人机共生是否是可预见的未来,智能时代的人该去往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辩证地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的关系。     

“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的突破式进步印证了凯文·凯利有关未来机器“失控”式自主发展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对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文章借助解构主义、凯文·凯利提及的“无为”之治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人机合作、共同进化的设想,通过分析机器失控发展对传统二元人机观和主体概念的冲击,旨在指出在真实与虚拟界限消解、“人”的概念不断刷新的后人类时代,传统二元人机观已经过时,且将带来新的人机关系危机。人类需从视机器为客体及他者的思维转向多元动态的后现代主体观,从单一主体的中心式掌控转向共进、权力共享的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如此才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机互动,而人类对机器失控式发展的恐惧最终也将迎刃而解。      

论两种对立的人道主义

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人道主义热,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因而,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有人道主义的一般内容,而且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最高的人道主义”。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人道主义,把它看成是人道主义发展的一个环节,或一个派别。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同人道主义根本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青年马克思虽然也使用过人道主义的概念,那是不成熟的表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抛弃了人道主义概念,并对人道主义作了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毫不相干,是根本对立的。     

维特根斯坦论意义盲人及人工智能

早在图灵时代，对于机器能否思维等问题就有过深入的探讨与争论，为了反驳图灵的肯定性意见，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盲人”的方案。一则澄清人与机器的差异，机器不及人之处在于——没有本能冲动、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心灵结构和语言构造能力，无法在语言游戏之中，感受和创生丰富的意义世界。同时，也肯定二者的家族相似性，思维、语言和算法的相似性，遵守规则的相似性。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图灵的强人工智能理论虽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优势，但是在探索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时，维特根斯坦的方案具有哲学家的远见卓识，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价值。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遵守规则与人工智能——维特根斯坦与图灵人工智能理论的交集

图灵是倡导机器人工智能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则是主张没有适当的历史环境、机器不可能有智能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在遵守规则理论上有过争论。维特根斯坦认为机器是不能思维的,计算的机器能计算是因为其本质是人在机械式的遵守规则,而图灵主张机器是能思维的,机器机械式的遵守规则能替代规范化的标准。在图灵的观念中,机械式的遵守规则与遵守一种机械式的规则是等同的。     

何去何从?通用人工智能视域下未来的教师与教师的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领域的发展必然与时俱进。当教师拥抱技术的同时,技术又将对教师产生哪些深刻的影响,是否会因机器替代人类教师而令这项神圣的职业走向消亡？时下,受“奇点”论的影响,该问题出现逻辑相同但结论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将全面超越人类,教师亦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乐观派”则认为,人工智能不外乎是一种技术,不会对教师职业产生实质影响。本文指出二者相关讨论的背后存有两大根本局限:其一,对人工智能和“奇点”的认识不够深刻;其二,分析逻辑存在严重漏洞,讨论的前提、支撑理论和证据选择皆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点”引申出的四类重要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并依据通用人工智能理论针对“悲观派”与“乐观派”关于教师及其未来予以回应。我们认为:“悲观派”和“乐观派”都是片面和偏激的。在未来,人类教师将面对机器教师的职业挑战,人类教师与机器教师将共同构成教师的两大主体,绝不是机器教师只以辅助教学的角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元职业”非但不会萎缩和消亡,反而会更加兴盛和蓬勃。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将从知识传承转向经验生长的引导,专用人工智能将教师从繁冗的事务性教学工作中抽离出来,通用人工智能则需要教师专注于学生个体化的经验建构从而回归教育本源。不同于机械或算法,经验空间的建构无法剥离环境而自动完成,因此,不论主体是人类还是类人机器,教师都永远不会缺席或“被”缺席。     

关于人工智能极限研究的哲学问题

在严格意义上,机器智能只能部份放大而不能取代人的思维。人类思维有多种形式: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在人脑中结成网络并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仅能放大人的悟性活动中的演绎方法,它是有极限的,不可能取得真正的主体性,更不能超越人的理性思维和价值主体性界限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学改革的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

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人工智能在教学改革中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人工智能不能取代教师，但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会逐渐被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所替代。人工智能通过其自身算法能够实行“深度学习”,学习者学习方式成为一种自适应的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帮助学生实行个性化学习，成为教师“助教”,辅助教师教学、促进教学服务管理。只有做到“人”、“机”协同发展，提高“人”与“机”交互效率，在教学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人的价值述求，才能让机器更像“机器”、人更像“人”。     

机器无心人有心：从心-机关系 再思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看似模糊了心灵与机器的界限,但是二者之间依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经验的主观性使得心灵与身体很难被彻底分隔开。物理主义还原论无法应对那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心灵活动。虽然在哲学视阈中,人们并不能借助机器创造意识,但是在现实应用中,人工智能却表现出了人独有的“偏见”。正是数据库内容的不完善和算法设计中的不平等,让过去隐藏在认知主体中的偏见浮出水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依靠模仿是行不通的,在新一轮的科技狂潮中,要为我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安上一颗“中国心”。     

重审这个问题:人是机器?——人工智能新进展对人类自我理解的启示

2016年以来,Alpha Go在与人类顶尖围棋高手的较量中彻底碾压了人类,由此引发了大众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关注和担忧。本文以人工智能的新进展为参照,重审了"人的智能是什么"以及"人之为人有何特别之处"这两个哲学问题,并从新的角度论说了笛卡尔区分人和机器的合理性。本文主张,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智能的两种表现形态;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有观念构造的演化;只要人工智能没有出现这个层面的演化,人就和机器有着根本的区别。     

作为“类人艺术”的人工智能艺术

[提要]人工智能不纯粹是一种人工机器，但也不能等同于具有独立思维活动的主体，这种无法归类的溢出现象，正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挣扎心态之真实写照。基于当下的实践现实与技术期待，人工智能只能是一种“类人”智能，借助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因而只能是“类人艺术”。不过，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挑战了我们对于既有艺术创作过程以及艺术观念的理解。从创作过程来看，人工智能艺术突显其“非媒介性”；从创作主体特征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互动共生”的结果；从创作意图来看，人工智能艺术主要探索艺术的“创造性”问题，它是一种“观念艺术”。     

人工智能及其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思考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发展动力，作为新工具、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现有生活方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工智能由"主体"人创造，人对技术的发现遵循着自然律，但是日益进步的技术导致人主体理性膨胀，出现了现代性困境，人对技术依赖度越强，越受技术奴役，形成"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人类应理性使用新工具，运用哲学的思维规范AI伦理、拥有AI思维。     

人与物关系的再讨论

人造物的出现使人与物的关系复杂化,人工智能物的进展使这一问题尖锐化。抽象的“物质”概念不能说明人与物的关系。恩格斯指出了“物质”与“物体”的区别,但有时未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应明确“物”同“物质”都是哲学的基本概念,二者不可相互取代。应明确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区分出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恩格斯认为精神是物质的最高精华,这可理解为人和思想都是物进化的最高精华,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传统“人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思

在哲学史上,对“人机关系”的思考亘古有之。“传统人机关系”是指“手工工具”“近代机器”两个阶段的人机关系,可概括为“机械式”“有机式”“分离式”三种关系。“机械式”人机关系总体上固然具有唯物主义特点,但是却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有机式”的人机关系论述纷繁复杂,其中恩格斯的阐发最具科学性,克服了以往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人机关系论述弊端。“分离式”的人机关系论述以马克思为代表,触及机器“异化”人的本质问题,体现了人与机器的残酷对立与非人性化分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传统人机关系进行把握,有助于破除关于“人机关系”哲学理解上的思想“迷雾”,引导构建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和谐的新型“人机关系”。     

剖析满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原因——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满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旗人享有“徭轻赋薄”的待遇,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又进行“反满”宣传,因此,“满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是由不同     

陶渊明思想三题

一 陶渊明与玄学 关于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他的世界观是“玄学自然观”;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思想“与魏晋玄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持这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的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魏晋玄学是当时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就将陶渊明思想和玄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以此为基点来论证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意义;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就判定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     

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于其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的讨论日益增多。与二十多年前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相比,人工智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堪称一次新的“文学终结论”,它直接关涉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持两种不同态度,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事实上,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传统文论将创作主体视为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和语言能力的呈现,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理解创作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     

浅谈劳动者的心理效应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对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囚素。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种观点颠倒了生产力中“人”和“物”的关系。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主导地位。在“人”和“物”的区分中,科学技术属于后者,因为它也是人创造并为人所运用的,认为科技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主张“物”支配“人”。其次,这种观点,忽视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最后,这种观点混淆了对生产力的经济学含义与哲学规定的界限。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把科技视为生产力发     

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几个争论问题的管见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存在着几个有歧议的问题: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个命题还是个问题;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划分什么哲学派别的界限。下面就这三个问题谈谈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