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对

美国近来以"公平贸易"政策为由,频繁对他国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与多个经济体产生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关系最为紧张,双边就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议题分歧巨大,未达成任何制度性协定,同时两国在高端制造业和贸易新领域竞争日益激烈。301、201、232、337等条款作为美国贸易政策工具由来已久,是美国维护自身贸易霸主地位的有力武器。因此中国缩减贸易顺差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而应坚持多边贸易机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扩大开放,建立合作制度;提升贸易政策合规性,为"中国制造2025"铺路。     

中美经贸摩擦的成因与对策:基于贸易预期理论的视角

在贸易关系中,一国的贸易预期会直接影响其对他国的贸易政策。当一国对未来贸易环境持正面预期时,会倾向于与当前的贸易伙伴维持和平相处状态;反之,当其对未来贸易环境持负面预期时,就可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对华贸易的负面预期是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动因,这一负面预期的产生是内生因素和外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贸易逆差扩大、美国的保守主义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偏差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内生因素。东南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问题则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经贸摩擦破坏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最终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中国应力求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积极引导美国形成对华贸易的正面预期,避免"两伤"局面的出现。     

美国对华反倾销:特征与走势

中国的对外贸易正遭受着反倾销的严重冲击。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华反倾销不仅数量多、力度强,而且具有很大的示范性和不公正性。对华掀起反倾销高潮的实质是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进而缓和国内矛盾,同时借机谋求在中国市场上更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长远来看,由于中美贸易具有广阔的互补空间,因而,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极端激化,中美贸易将在摩擦中加深相互依赖。     

妥协的代价!30多年前美日“贸易战”的启示

正美国为何逆势而行、执意加强贸易保护?又为何针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频发并不断升级的日美贸易摩擦,从中或可找到答案。基于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约达600亿美元,涵盖千余种产品。特朗普这一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招致美国经济界的批评和担忧。与30多年前日美之间那场"贸易战"相比,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似有类似之处。所以30多年前日美"贸易战"可能会给中国一些启示,并以此作为借鉴。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持续性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失衡迅速扩大,而两国政府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政策来缓解失衡,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宏观经济利益.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两国之间形成的资金双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以至于两国政府都不愿改变这种失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一定的缓解迹象,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危机将逐步终结中美贸易失衡.但是,金融危机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也给两国带来利益.中美贸易失衡及其根源--双循环机制在美国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美国金融业复苏取得了大量国际资金并帮助恢复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同时,双循环机制有助于美国市场需求的快速恢复,这有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出口,从而摆脱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的困境.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进一步实现经济复苏都需要中美贸易失衡的帮助.所以,金融危机并不会终结中美贸易失衡,失衡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日美贸易摩擦经验与教训再审视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长达四十余年,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美国面临着经常账户与财政双赤字问题的困扰,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回顾与分析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国际经济理论分析得知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上的差异,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调整,贸易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分析日美贸易摩擦历史发现,日本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自主创新应对了美国的贸易措施,但也存在错误的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发展、贸易摩擦抑制产业升级等教训。中国应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对华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日美贸易失衡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以产业冲击为视角

中美贸易失衡是继日美贸易失衡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又一关注焦点,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通过从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入手,对日美贸易失衡中的产业冲击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中美贸易和日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的影响、贸易对就业的冲击、产业竞争与互补程度以及出口管制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构成了实质性冲击,与中美贸易失衡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存在本质差异。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责难中国,并借此发动贸易战,是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有偏见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托词,中国需要在谋划中美磋商和反制的策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及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等方面进行政策应对。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4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美国海权的升级版——浅析《海权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美国的海洋战略逐渐从西太平洋发展到东亚海洋,其主要出于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以扩大贸易区域、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美国拥有全球大半的海洋权利,在全球海洋军事实力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护它的海上霸权地位,其运用海上军事力量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本文在评析《海权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的同时,质疑其把中国作为一种牵制利用的对象、一个非常厉害的假想敌的主观设想,并指出中美合作正值机遇期,双方应增强互信,促进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资并购实施安全审查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

后危机时代,外资并购美企股权或控制美国境内生产性资产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投资领域盛行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在此影响下,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呈现出借助并购审查制度限制外资准入、政治力量公然干预个案审查程序及外资安全审查导致"商业问题政治化"等三大趋势。美国政府和国会内的保守势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频频对中国公司正常的并购业务进行限制和干预,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已成为制约中资企业赴美并购成败的关键变量。从"国际体系内中美实力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逻辑下利益博弈"的视角来看,中美实力竞争、经济技术博弈和国内选举利益考量是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外资并购审查领域肆虐的主要根源。     

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始终坚持其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强调的"美国优先"基本政治原则,并将这一政治原则完全贯穿于对日政策之中。综合考量日本在对华制衡中的关键作用和战略定位之后,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具有显著单边化、内向化特征的对日政策,突出表现为外交政策上凸显单边化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军事政策上强调"成本分担"的现实利益,贸易政策上追求利益再平衡、构建新的美日利益分配模式。受其影响,未来日本的对美关系发展将延续"合而不从"的底线思维,同时美国将在更多层面受到源自日本的"反向"压力。     

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

中美债务关系是在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基于相互间巨大的经济失衡、贸易—金融循环而形成的规模空前的国家间借贷关系。其形成原因既有国际体系因素,也有中美两国各自国情、政策方面的因素。在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中,由于两国在贸易依存度、贸易收益、对外投资收益、行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对较强。债务问题对中美传统安全关系、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贸易战略等领域具有间接影响。对中国而言,债务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义。     

中美文化差异与中美儿童教育

中国的儿童教育明显地落后于美国,这一落后不仅表现在儿童教育现状上,还表现在儿童观的侧重上。导致中美儿童教育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是造成中美儿童教育差异的根本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正在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贸摩擦的中心,尤以中美贸易摩擦最受关注。与20世纪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在经贸政策、进出口市场、汇率变动等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在所处的时代环境、美国在摩擦中的表现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又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中国不仅需要促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内外需协调发展,尽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需要深入了解贸易对象的相关法规、社会文化以及国际规则惯例等,以缓和、化解当前面对的摩擦,并以更加灵活多样的策略应对今后将会继续增多的摩擦。     

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及其政策影响

近年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比例明显上升,已经达到近三四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必要考察美国对华民意的最新转变及其可能产生的政策影响。相关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对华民意的恶化主要受到近年来美国精英对华看法转变和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也反映了美国民众意识形态中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短期来看,美国对华民意仍可能阻滞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升级为"对抗"或"脱钩",但长期来看,由于中美之间存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很可能会在精英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这将为美国政府对华推行更加极端和强硬的政策提供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法律规制述评与借鉴

现代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来轮廓,其已经超出一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不仅涉及国际关系,更涉及一国国内的问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方面面。美国早在1947年就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并开始谋划国家安全的新理念。美国也是最早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假借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之名,已将国家安全的＂防火墙＂扩展至非涉密信息、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对美国国家安全观、战略和法律规制等述评,以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和战略的构筑以及法律规制有所借鉴。     

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日本贸易逆差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CSSCI

贸易企业应对汇率、石油价格等因素变动的能力,实际上是由本国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财政政策等长期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使一国贸易收支呈现阶段性演变特征,因此是判断贸易收支走势的关键。进一步而言,进出口收入弹性的对比可以作为贸易收支阶段的判定指标,当出口收入弹性与进口收入弹性之比大于1,一国贸易收支通常处于顺差状态,反之则处于顺差规模缩小或逆差状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实证验证贸易收支模型的基础上,对日本贸易收支趋势进行了预测,发现2020—2022年其贸易收支走向逆差的趋势十分明显;从收入弹性比考察,日本在2005年后出口收入弹性远小于进口收入弹性,表明日本贸易收支转向逆差是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现象。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等引致贸易收支逆差的因素已经持续较长时间,而金融危机后的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也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贸易收支逆差的速度。     

日本贸易逆差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贸易企业应对汇率、石油价格等因素变动的能力,实际上是由本国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财政政策等长期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使一国贸易收支呈现阶段性演变特征,因此是判断贸易收支走势的关键。进一步而言,进出口收入弹性的对比可以作为贸易收支阶段的判定指标,当出口收入弹性与进口收入弹性之比大于1,一国贸易收支通常处于顺差状态,反之则处于顺差规模缩小或逆差状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实证验证贸易收支模型的基础上,对日本贸易收支趋势进行了预测,发现2020-2022年其贸易收支走向逆差的趋势十分明显;从收入弹性比考察,日本在2005年后出口收入弹性远小于进口收入弹性,表明日本贸易收支转向逆差是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现象。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等引致贸易收支逆差的因素已经持续较长时间,而金融危机后的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也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贸易收支逆差的速度。     

贸易摩擦下的国家利益博弈: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一个被美国要求修订的重要协议。从协议修订的内容上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改动并没有像"美墨加协定"那么大。这也反映了美国要求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真正动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贸易赤字,也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缓解社会矛盾等更深层次原因。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态势,对已经与美国签署或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贸易协定带来不好的先例。面对美国的经贸单边主义政策,中国也应积极探索中美贸易摩擦的解法,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也要继续推动自主开放与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