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来自2009-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市场化进程、市场竞争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难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市场化进程不同的地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以及在股权集中度不同的企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单纯增加补贴力度难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必须完善补贴制度:健全补贴对象的筛选机制;改革科技评估和评审体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补贴的信息披露制度;探索建立政府补贴的退出机制;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信用机制。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的调节效应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由政府引导、企业决策的重要部署,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选取我国2008-2018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被支持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竞争地位均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如何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对制造业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3个方面,探究具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4%;对企业主体而言,规模越小、所属行业土地依赖程度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区域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从中介效应看,该改革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资源利用机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上,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并着力优化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演化博弈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城市化地区和农业地区建设用地利用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经验数据仿真模拟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考核比重差异化须足够大才能减少不同资源禀赋地区间的非合作用地行为;“大棒”政策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于“大棒”政策基础上的“胡萝卜”政策则效果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利用双边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经济增长的竞次竞争行为和征地补偿价格非市场化不利于地方政府间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合作.因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需着眼于:短期内将用地指标配置与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惩罚机制上的土地集约利用激励机制并实现结余土地指标充分市场化流转.推动征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和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针对不同地区实施足够大的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长期看,当以土地用途的分区管制代替指标管控并辅之以转移支付、户籍改革、税收补贴等举措,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同时促进耕地保护和区域的差异城镇化发展.     

非正式制度、市场化进程与政府补贴——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会扭曲政府补贴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越多。即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会将补贴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2)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企业政治关联度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政府补贴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扭曲,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正式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优化政府补贴资源的配置。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的考核制度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较高的适配度?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会显著挫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强时,会从财务机制上恶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并从投融资机制上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变化都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异质性检验发展,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造成更为显著的负面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和微观企业主体创新转型活动提供经验支撑,并为优化政府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的特征、影响因素及政府作用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出人工智能上市公司名单,揭示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的总体特征：(1)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在2016、2017年出现增长拐点;(2)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存在头部效应,智能安防成为应用最热的行业。基于此总体特征,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并构造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面板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规模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呈倒U型;企业研发能力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竞争性市场结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创新扩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网络外部性,相关产业政策的正向作用机制在于降低技术转换成本、推动上市公司整体形成新的市场预期,使技术应用走向正反馈循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相关政策有必要实现从产业政策为主向竞争政策为主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

尽管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紧密相关,但传统上还把它们视为不同的领域。当世界贸易大量增长,跨国投资快速增加,多国性企业逐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贸易法和竞争法传统上互不跨越之界限早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起,竞争领域的国际调整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私人反竞争行为与公权力施加的贸易壁垒一起成为阻碍贸易自由化的两大障碍。对于涉及国际贸易的限制竞争行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反应不尽相同。因此,探讨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不同规制路径以及二者间的平衡与协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移植有利于加速政策议程建构,扩大政策供给的选择集;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优质政策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优质政策的传播、扩散与发展.政策创新优化的需求是政策移植的根本动力.政策移植可能产生之负面影响是对政策自主创新的抑制;如若政策移植水土不服将导致政策失灵;政策移植往往聚焦于或致力于彰显外围制度或显性政策的变迁而忽视核心制度的变革;拥有充分资源并通过持续政策移植实现政策创新的政策主体,其政策移植行为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或加剧不同地区或区域间政策结构差异的扩大与发展的不平衡.     

加拿大移民政策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回顾

加拿大是世界上民族和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 ,移民和多元文化构成了加拿大历史的核心内容。加拿大移民最重要的阶段是 186 7年至今的政府有计划的移民的阶段。其移民政策始终围绕劳动力市场这个轴心转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强调移民的文化水准和专业技能。加拿大政府的民族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它使各民族一起为加拿大迸发出了无穷的创造力     

政策问题与政策议程

政策问题就是经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到有关决策部门,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人员分析对象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被认定为政策问题,并被纳入到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或行动计划的过程,就是政策议程。政策议程实质上是社会公众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促使决策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也是决策者综合与平衡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并通过政策制定予以确认的过程。     

法语保护政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法国是一个极其重视语言的国家,面对英语的霸权主义,法国采取了积极的语言保护政策.借鉴法国的语言保护政策,结合我国语言生活现状,分析我国的语言政策,并对汉语的保护与推广提出相应建议.     

论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之相配合 ,否则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将被抵消 ,甚至效果为零。目前我国在扩大消费 (尤其是扩大农民消费 )和财政减税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因此 ,该文主张 :(1)扩大投资必须伴以扩大消费 ;(2 )银行降息必须与财政减税相配合     

东盟政策机制中的政策网络

政策网络是政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政策网络的结构和运作是其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是使这个地区政策网络能满足一体化政策领域扩展的需要,并实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的利益最大化。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略论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与运用

企业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其某些经济业务上会计政策的多种可供选择性.而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对企业的资本和企业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站在会计主体立场上选择运用会计政策,能稳定企业财务基础和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公正;若采用成本补偿会计政策的选择,则能优化企业成本补偿机制,发挥其稳健性原则的特殊作用;而选择运用资本经营的会计政策,则能够对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和优化其资本结构产生效力,但隐患有引发负债过渡的财务风险的可能.因此,作为企业应实事求是地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审慎地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恰当地选择适合本企业实际的会计政策.     

过渡时期总政策的政策问题建构分析

过渡时期总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科学的视角看,政策问题建构的科学性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在这项政策中,政策主体把取消私有制建构为宏观政策问题,对此进行科学性探讨,或许会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得到一个自然的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