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经学桎梏下的汉代赋论

西汉中叶,最早的赋论随着汉赋创作的日渐繁荣应运而生.综合这些赋论,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点:(一)虽然尚不系统,但却涉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赋体溯源和特征、汉赋的讽谏、艺术特征等,勾勒出汉赋研究的基本轮廓.(二)这些赋论又都处于经学思想的桎梏之下,论者几乎都从汉儒诗教的美刺标准来衡量汉赋这一新兴文体.可以说,这些评论揭开了扭曲地研究汉赋的序幕,也深远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因此,汉代赋论是汉赋研究的发端,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赋论作一综述研究.     

沉寂与开新:秦汉时期楚、越两地学术文化交流述论

秦汉时期,楚、越两地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深化.所不同的是,越地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楚地的道家思想、楚辞创作和重史传统,在哲学思想、经学研究、汉赋创作和史著编撰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充满创新与活力.楚地在楚辞研究和古文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在其他方面则少有建树,略显沉寂和乏力.     

沉寂与开新:秦汉时期楚、越两地学术文化交流述论

秦汉时期,楚、越两地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深化.所不同的是,越地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楚地的道家思想、楚辞创作和重史传统,在哲学思想、经学研究、汉赋创作和史著编撰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充满创新与活力.楚地在楚辞研究和古文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在其他方面则少有建树,略显沉寂和乏力.     

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寓言创作思维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寓言创作思维是人类思维进入成熟期的表现,它经历了一个从神话思维脱胎并逐步成熟的漫长过程;寓言创作思维具有主题先行、注重逻辑理性和哲理性、简单明了的特点和鲜明的审美特征;寓言创作思维对后世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推进小说创作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