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许廷桂一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而孔颖达表示怀疑，《诗经》学上有特定内涵的所谓“孔子删《诗》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扯了千年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虽然清代...     

“孔子删诗说”管见

孔子是否删过《诗》,对《诗经》研究来说关系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先秦时期《诗》的篇数,规模等诸多问题,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从汉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重大分歧,至今还说法不一。导致这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的,首先是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诗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诗经》

在人类的古文化发展史上,音乐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史诗”,原本都是可以合乐歌唱之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勿庸置疑也是能唱的。《墨子·公孟篇》曰:“弦诗三百,歌词三百”。《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当时的应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古代一些文献中,“诗”就含有“歌词”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经》除了是我国第一部可供诵读的诗之总集之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第一部歌词总集。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一、绪言《毛诗、周南、关雕》是列入《诗》三百零五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周南”和“风”的第一篇。它和“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和“颂”的第一篇《清庙》，古称“四始”。《诗》的这样编次司马迁曾说是有其特定的涵义的。但这篇诗古今学者对它的认识特别纷歧。有位著名的学者概括地说：“《关雄》是恋爱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解释却是后妃之德的礼赞。”并且指出称述“后妃之德”的是“御用文人”。这个见解是有代表性的，可引两例明之。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说：“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     

从自然音韵到永明声律

在我国诗歌史上,南朝时代是由自然音韵过渡到人工声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和对我国诗歌音乐美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的“永明声律”。一、诗文对声律的要求诗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乐工们依次为他演奏了诗三百篇的记载,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     

孔子与《诗经》

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非常重视《诗》,(《诗经》最初并无“经”的称号,只称《诗》或《诗三百》)并为其保存和流传作出过贡献;他对《诗经》有许多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孔子和《诗经》的这些关系,汉代人提出了“孔子删诗”说。几千年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各持己见,至今尚莫衷一是。孔子是否删过《诗》?他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过哪些贡献?他对《诗经》有哪些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代有何影响?拙文想就这些问题略述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试论《诗经》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及其评价问题

《诗经》三百五篇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正确评价这一部分诗篇,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年,在“四人帮”大刮以儒法为线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黑风时,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这股黑风的影响,在进行所谓“诗经问题上的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全盘否定了《诗经》中的恋爱婚姻诗篇。他们认为,这一部分诗篇“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论《诗经》中歌与舞之关系

《诗经》中的歌与舞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颂》诗歌与舞相应而不相兼,歌者自歌,舞者自舞;《雅》诗歌与舞关系亦密,且与宴者可以既歌又舞,但属于自娱性舞蹈;《风》诗则缺乏歌与舞相兼的证据。“诗三百篇”不都是舞辞,只有《颂》诗中有舞词。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孔子删《诗》初探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预言》的意象

闻一多把田间的诗比作鼓点,胡风说艾青是吹芦笛的诗人,何其芳则把自己的《预言》比作飘浮在空中的云。他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预言》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云”,但是又瑰丽多姿。李健吾认为《燕泥集》(收在《汉园集》里,共十六首诗,这些诗也收入《预言》中)风格绮丽,何其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