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对一起农村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一起农村纠纷个案的叙述和解析,说明了法律处于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边缘位置,非正式控制手段仍然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法治秩序在农村的实现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发挥非正式控制手段在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由此阐释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控制机制。     

乡村社会中的多元社会控制:“分裂的整体”

对于多元社会控制的认识和把握需要放在地方性生活中来进行,据此来考察社会控制与社会生活诸要素的关系。多元的社会控制并不一定带来秩序,因为这种多元格局是一个未经有效整合的"分裂的整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基础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价值体系的碎片化是三个有相互联系、又分别导致当代中国秩序构建困境的因素。更为复杂的问题则是在一种全球化、现代性增强的背景下,多元的社会控制很容易演变为权利意识、社会结构和多元法律之间错乱的纠结,实现秩序变得困难重重。通过法治整合社会并增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困境是我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走向以及我们意图追求的生活样式的困惑和不确定,导致了国家法律难以获得一种整体性和确定性。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东南地区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相对成熟的区域.辛亥革命为其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东南地区随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辛亥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从上述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对纳西族"情死"的法律人类学解读

曾经存在于纳西族社会中的大量 "情死"(殉情)现象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对纳西族的"情死"发生的考察,将揭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法律紧密联系.如果法律规定了惟一"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它和地方性的价值、信仰、意义发生遭遇时就可能创造出预料不到的的非正式制度,并由此发现法律可能因为其"制造"的非正式制度而归于失败.从发生于纳西族社会的大量"情死"这一制度悲剧,可认识到法律应中立和宽容地对待社会中的多元价值、信仰、生活方式.     

码头工人群体与近代武汉城市化

近代武汉的码头工人群体是随着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与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对近代武汉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增加了城市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提供了生力军,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等等,促进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多元化,使武汉形成了具有鲜明平民特色的、汇融杂糅的码头文化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如增加了就业压力,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因为争夺利益而扰乱社会治安,影响了武汉投资经营环境;搭建棚户影响市容与环境卫生.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码头工人群体的产生与壮大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于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人力劳动为主的码头工人群体必然走向消亡.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内生性组织”与合作社关系剖析

20世纪前半期,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设立了大量的合作社,一方面其作为一种超血缘、地缘的行政嵌入性"正式组织",无疑是村落社会进化变迁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它的运行又要受制于已有的"社会资本",即乡村中奠基于亲缘关系之上如家族、公家、会牌等内生性的"非正式组织",由此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最终使合作社经济组织"异化"成为乡村家族、地主豪绅等强势阶层或"旧式精英"所操纵的一个新的"牟利之工具".表明了社会转型期中乡村中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家族、乡约等组织)会对政府所实施的制度变迁效率的损伤.这是政府在制定或推行某项制度及政策时事先需要着重考虑的.     

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德育工作初探

社会群体可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是群体组织的一种特定形式,广泛的存在于正式组织之中.大学生的高校生活作为群体组织的一种,非正式群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作为相对于正式组织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对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消极双重影响,我们要加强研究,正确管理非正式群体及其成员.     

试论“枫桥经验”中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

2018“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表明枫桥地区是一个信息全对称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社会,治安志愿者、治安志 愿者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在纠纷化解、犯罪预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 者组织等非正式控制主体与枫桥社区安全感显著相关。最终发现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能够取得成功与 我国“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治理主体注重重塑集体记忆、将非正式社会控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搭建快乐体验 路径来提升非正式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社会结构性矛盾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社会转型中法律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断裂社会"中.由此导致的所有制的多元化矛盾、公共职能的国家化与社会化矛盾以及城乡分治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矛盾,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中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是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关节点.现代法律秩序的创设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影响,还寄望法律秩序的结构性重构来框架出未来的过渡完成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