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

<正> 安才旦同志在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以《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是回族吗》为正题、以《〈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副题,对我们在《青海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一文提出质疑。现就有关问题回答如下。 一、关于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认定问题。《质疑》的作者反复提出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认定”卡力岗这部分群众是回族。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是“以偏概全”,是主观臆断下结论等等。     

略论“回回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一般认为:回族缺乏其构成为民族的经济、地域和语言的显著特征,而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只是它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有人说:“回族离开了伊斯兰教就不成其为回族。”似乎回族文化即集中反映为伊斯兰教。也有人说回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就是汉文化,只不过是“汉族信奉回教”而已。我们认为,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也肯定有其民族文化的,无妨就叫做“回回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既有其具体的内涵,也有其来源和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笔者曾提出了一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论点。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就教于研究回族的专家和读者。     

试论回族的语言特色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中提出“语文考”的问题。他说“回回常用的宗教语汇、生活语汇,回民在语言表现里的文法形式以及小儿锦等等,都可包含在这里面”。回族的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同意白先生的见解。回族形成于中华大地,是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现在除海南省崖县有少量回族使用一种“回辉话”外,各地回族人民通用汉语、汉文。但在使用汉语时同时也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之中。惜限于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不尽妥当。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引起行家们的注意,加强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就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与张太增等商榷

张太增、郭利平、杨晓明合写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见《学术研究》杂志1988年第5期),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家劳动的产物”,“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讨论。     

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问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以前有若干论文发表.他们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虽在对具体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已趋向统一.下面笔者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党史研究》曾发表一篇文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文中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是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但现在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应是1930年前后,形成这一基本理论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对《山东部分回族族源问题探索》的一点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恩惠同志,在《宁夏社会科学》杂志(以下简称“杂志”)1991年4期发表了《山东部分回族族源问题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一文,综合引用了大量有关资料,对研究山东回族族源问题做了很有益的工作,作为一个山东的回民,对此深表赞赏。唯“探索”中关于原住谭家店子(店应改庙——作者注)后由金岭镇迁往益都城关的马氏一支“本为汉族旺户”的判断,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探索”引用过马氏先茔墓碑的一段文字,内称:“元顺帝北逊,金陵(今南京)守官马德不得随帝去,明太祖即位,公自以世为元臣,耻仕明,遂携家隐居临淄,甘为     

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综述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旬在昆明市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简称“昆明会议”)。现将该会的学术交流情况综述如下: 一、“昆明会议”是“银川会议”的发展,它把回族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昆明会议比起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在银川举行的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简称“银川会议”)来,其会议规模大,与会的     

“缘起”还是“创造”——回族学者傅统先与唐大圆居士的一次对话

民国时期,唐大圆居士曾在《识海一舟》和《佛学演讲集》中阐述唯识学时,对基督教的理论有所批判,认为“上帝造万物为不通”。唐大圆居士的观点引起了回族学者傅统先的关注,1930年,傅统先在《月华》上相继发表论文,对唐大圆居士的论点进行批驳,并阐述了伊斯兰教关于真宰（真主）存在并创造万物的理论。为此,展开了一次回族学者与佛教学者关于世界是“缘起”还是“创造”的辩论,在当时的回族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离婚后可否承租原配偶单位公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离婚后双方均可承租:“(一)婚前由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姻关系存续5年以上的;(二)婚前     

关于回族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问题

<正> 在民族理论的教学中,一些学员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回族没有它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这同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四个特征不相符合。”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认识。 这里,涉及到下列几个问题: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定义是否正确,符合不符合我国回族的实际情况,我国回族是否具     

白寿彝先生回族史学理论研究贡献

白寿彝先生在长达70年学术生涯中,对回族史学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先生批判"历史无用"论,明确回族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率先提出回族史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相结合的理论,回族史研究中"三个分不开"理论,指明回族史研究的现实功用;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目标,明示回族史研究方向;先生在回族形成与发展理论,尤其是回族形成时间、来源、构成成分及发展阶段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尤其是首次提出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著名论断,解答了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这一回族史研究中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疑难问题;对回族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亦有开拓性研究。     

进一步开展回族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为进一步搞好回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的李松茂同志发表文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一)全面展开回族历史人物的研讨。杜文秀的讨论已得出结论,马仲英的讨论还没开始(文史资料上登的一些稿件是资料性介绍,不是评价文章),还有一些传说是回族的人,至今未能确定,如“沐英、蓝玉、胡大海、马文升等,据说都是回族人,但一直没有见到可信的证据,都有待于考定。”(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李贽的族别,泉州同志写了两篇文章,不同意说李贽是回族,认为是汉族,也没有见到争论的意见发表。海瑞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松江回族考

中国的回回民族形成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元朝时期。在元朝以前,是回回民族的萌芽时期。回族是由中世纪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军士、使节、传教士在中国定居,并与汉民族婚配而形成的。回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五省(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云南、江苏等省均有回民居住。但在历史上,江南却是回族人数相当多的一个地区。宋末元初,周宓在其所著《癸辛杂识》中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周     

众手浇灌 姹紫嫣红——十年来《宁夏社会科学》回族问题研究述评

回回是一个人口数居我国56个民族第4位、分布范围极广、并具有优秀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自4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民族研究会编写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起,回族问题研究就被视作推动回回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人们对研究回族问题的迫切感与使命惑,由于十年动乱的磨砺进而得到激励与升华。新中国成立后,曾涌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一批回族研究学者,发表或出版过《回民起义》(白寿彝,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白寿彝、丁毅民、韩道仁,民族出版社1957年)等一批重要论著,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形成专门发表回族研究论著的固定学术苑圃。因此,当1982年秋以研究回族问题为重点之一的《宁夏社会科学》问世后,     

设置非法所得罪的现实性、科学性、可行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我国通过特别立法,创立了非法所得罪的罪名及相应的刑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新的创建。     

浅论粤北瑶族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兼与李默同志商榷

读了《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一文(见《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有些不同看法。认为要解决粤北瑶族来源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瑶族的原始居地问题。但是,由于瑶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居住分散、语言复杂、称谓颇多,造成我国史籍记载较为混乱,给研究这一问题的民族史学工作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源于“长沙、武陵蛮”,原始居地在今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也有人认为在湖南的大部分和湖北、四川、贵州、江西、安徽、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①;另一种认为源于“五溪蛮”,原始居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②;第三种意见认为源于“山越”,原始居地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南京十宝店(一作     

求"道"的心旅历程--评《潘富恩自选集》

《潘富恩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1999年 8月出版。顾名思义 ,这是由潘富恩先生从自己发表的论文中选择一部分而形成的论文集。该书除《作者传略》外 ,分“中国哲学命题与学派研究”、“中国若干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学术争鸣与学术评论”三部分 ,共收论文 34篇 ,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论文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 ,是该书一大特色。 34篇论文中 ,关于宋明理学的就有 2 3篇 ,遍涉理学的各个主要部分。既有宏观的学派研究 ,如《洛学与宋代文化》、《洛学及其实学思想》等 ,又有微观的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探讨 ,如《论格物致知》、《论天理与人欲》…     

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答潇牧同志

潇牧同志在《美的本质疑析》一文中对拙作《关于马克思论美》一文(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有关马克思“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看法。为了通过争鸣共同推进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这里就理解“劳动创造了美”有关的几个具有原则性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作一点简要说明。     

略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正> 民族问题在马列主义学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时,必须研究民族问题,在研究民族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应如何理解。 斯大林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给资产阶级民族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这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贡献。后来斯大林根据实践的检验,觉得该定义不够确切,于是在1929年将上述定义改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