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狂接輿等是否为人民的商榷

高中文学課本第一册文学史概述秦代以前的文学段中,有这么几句:楚狂接輿等三章“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文史哲本年第一期上鍾肇鹏君有“楚狂接輿等是人民嗎?”一篇文章:他指出上面的几句話,大概是采用馮沅君陸侃如兩先生中國文学史稿的說法。他根据春秋中叶以后的时代背景,社会經济情况,又根据战國策庄子楚詞等古籍,認为楚狂接輿等是私人占有部分土地的小有產者,是“士”的階級。这种分析,是否正確?暫不多談。只是鍾君進一步地判断他們的思想本質,否認他們是劳动者,并不承認能够代表人民。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的看法,却和鍾君不同,現在提出來和鍾君商榷一番。本來一个人階級性的形成,固然由于本身的經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

孙昌熙先生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一書,有一些缺点和错誤,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首先,在这本书里,孙先生对一些問題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孙先生对文艺的源泉的看法是錯誤的。孙先生虽然也引用了毛主席的关于文艺的源泉是生活的那段話,可是孙先生接着就把这句话歪曲了。毛主席說的是“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朮原料的矿藏”,孙先生把这个理論运用来分析“三国演义”的时候,却說它是“以人民的文学艺朮原料为源泉”。(“怎样閱讀‘三国演义”2頁。以下凡引此書的文字,只注明頁数。)在这里,孙先生以     

黑劳士問題的再探討

关于黑劳士的身份问题,在我国早就展开了爭論,但是到現在为止,这一问题还远远没有达到解决。学者們对这一问题大致有兩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黑劳士是农奴,因为他們和中世紀的农奴相似,童書业先生等就是这样看的;另一种看法是,紀元前七世紀时,斯巴达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不可能产生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尽管黑劳士和农奴有相似的地方,他們仍然是奴隶,最初我傾向于后者,但是經过一年来的探討,我觉得把黑劳士說成是奴隶理由还嫌不夠。日知先生在他的“我們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文中,特別请出古代的作家來証明黑劳士是奴隶,他說:“尽管古典作家关于黑劳士和黑劳士制的报导还不夠詳尽,而且各家的記載內容往往还有出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疏通結合的关系,及正义对索隱的申明、駁斥、纠正彼此間之联系,辨“兩人生于同时,而其書不相称引”之說非是,断司马迁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卽公元前一四五年,至     

“長生殿”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么?

一“長生殿”是我國古典戲剧中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但涉及到这部作品的具体內容,特別是涉及到它的主題思想时,問題就复雜起來。这突出地表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对于“長生殿”的討論中。这次討論是很惹人注意的。因为在这里存在着針鋒相对的意見。而且这兩种意見在全國來說也是有代表性的。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对“詩經的現实性和人民性”一文的意見

看完鄧潭州先生的“詩經的現实性和人民性”(刊于文史哲一九五五年十期)后。我有个別地方不同意鄧先生的說法。現提出來請鄧先生指教。首先,我不同意鄧先生对大雅及頌的評价。鄧先生說:“……大雅及頌,絕大部分奥晦板滯,枯澀无味……”?拇_,大雅和頌在詩經中共占四分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談詩經“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

我对于詩經陈風月出篇的解釋与旧說大不相同。王季星先生看到了拙作“詩經引論”和“詩經选注”,針对我的論据,提出批評,因而他的批評比較具体而深刻,这是更值得欢迎的。但是他的批評僅僅是發揮了旧說,似乎还未能够推倒我的說法。此詩的第二章:“佼人懰兮?标懙旅鹘浀溽屛?“刘本又作懰”腋葑鳌傲酢钡墓疟?根据“刘”字的本义是“殺”,來理解此詩。王先生根据張揖埤蒼“刘”字作“嬼”而解做“妖”,又举玉篇廣韻等書为証,从而得出这样結論:“可見     

两汉三国的“夷兵”

唐长孺先生在“晉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質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統治”一文中,为了說明边境各族与魏晉統治者之間存在着种族的与阶級的矛盾,曾经对魏晉统治者利用各族人民补充兵源、扩大軍队的情况作了論証;并且指出:以內迁各族为兵,兩汉时已然,不过到了三国时由于人口的减少,更进了一步。本文想把这一问题从西汉谈到三国,而着重在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忠王李秀成自傳真伪問題商榷

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文献之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自經曾國蕃刪改后,虽曾發生过“真本”和“節本”的問题,卻沒有發生过“真伪”的問题。自从一九四三年冬廣西通志館向湘鄉曾家攝取了“李秀成自傳”原稿,一九五○年由罗尔綱先生撰成“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一書,对于前一問題。得到基本上的解决。一九五六年華东师大学报里發表了年子敏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和束世激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讀后記”兩文,認为这个自傳“顯然是以曾國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这兩篇文章,經“人民日报”、“文匯报”等的介紹,頗引起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人們的注意。最     

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兼与章沛先生商榷

<正> 章沛先生在他所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白沙的自然道论,是朴素唯物哲学本体论”观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陈白沙哲学本体论,就其体系而言,是比较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本人不惴浅陋,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章沛先生及诸行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