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 ——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大宛列传》史学与文学交融,《汉书·西域传》文学性减弱,《大唐西域记》内部语体功能再分配、科学性增强的三个发展阶段,总结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的嬗变过程。     

民族冲突对中亚政局稳定的影响

中亚五国是我国的西邻,自1991年独立以来,其政局状况一直受到世人的瞩目。从对其这二十年政治状况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问题是影响这一地区政治局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该区域的一大地缘政治特色。对中亚五国来说,各国民族问题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其政局的稳定与否,2010年6月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冲突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将以此次事件为例,分析其来龙去脉并说明民族问题对中亚政局的巨大冲击。     

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文学性

千百年来,李广的形象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这不能不与司马迁卓越的文笔有关。《史记》博大精深的思想、奇伟瑰丽的内容、别具一格的形式和无比宝贵的艺术经验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因而对我国今后的文学艺术仍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管晏列传》看司马迁的人才观

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专门论述人才问题,但通过《史记》中各篇人物传记的取材（传主的选择）、历史人物的记叙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体现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人才观和人才思想。     

从《淮阴侯列传》看非文字材料对 《史记》的影响

《淮阴侯列传》中非文字材料的使用方式及其对文字材料的印证、修正以及非文字材料对于该传的影响,在《史记》中是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凡是司马迁凭吊过的或者是向当地百姓调查过的人物的传记,都有类似的特点.我们仔细考察,从中可以窥见司马迁撰写这些传记时对材料的甄别、对人物和历史的认识等种种复杂的心理历程,当然这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心理历程.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

同为汉代史学家的司马迁与班固生活年代相距不过150年左右,《史记》《汉书》传写的人物及活动情况大致相同,但司马迁和班固的写作思想及经济思想则大异其趣。拿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一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人经济思想的不同。一、为货殖列传的动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思是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从判例看嘉道时期蒙古西部的民族交流

清代嘉道时期汉族移民不断迁入蒙古西部阿拉善地区,蒙汉交流愈益频繁,双方在土地垦殖、商业贸易、借贷等多个领域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从留存下来的判例可以看出,嘉道年间,蒙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悄悄发生转型。     

从《新疆游记》看谢彬的民族忧患意识

将民族的终极关怀作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就是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作为个体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清末民初的谢彬即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的集中代表。《新疆游记》全书贯穿始终的是谢彬对新疆与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忧思,透过《新疆游记》我们可以解读其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其主要表现在谢彬对新疆交通、财政和物产资源开发等方面。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民族立法

秦国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早对民族问题进行立法的国家,从现存《秦律》内容可以看出,秦国在被征服的非华夏民族地区设置"臣邦"加以统治,并对"臣邦"君长的地位、民族身分确认、继承人保护、政治经济利益的保护做了规定.这些关于民族政策的立法,大多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民族立法的先河.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从中华文明看《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近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史学成果。     

从人物传记看《史记》的人文精神

《史记》不仅兼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价值及语言艺术多方面的审美价值,而且知人论世、鉴古讽今意味深长,从编排体例到具体内容都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尤其是人物传记中全面确立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主体地位,形象地展示了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与不同个体的人格特质,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充满忧患的人文精神。     

从《屈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看司马迁对先秦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最远可追溯至先秦,整体呈现出混沌且界限不明的状态,即文史哲相互之间并不独立,因此其文学观念较为散漫和宽泛,极具包容性.后发展至秦汉时期,文学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但受先秦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制约,整体界限仍旧比较模糊.司马迁作为西汉时期的著名作家,其文学观念难免会具有一定时代特性及局限性,因此他所著的《史记》势必也会烙印下这一时代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即文史不分.一方面,《史记》中记录了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它将人物作为中心,是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塑造出了传记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类型,体现出了极强的文学性.因此,为探究司马迁对于先秦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则重点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屈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详细分析其呈现出的文学特点,以阐释司马迁在先秦文学观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念.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理财思想

通过对<货殖列传>的深入分析可以知道司马迁的理财思想建立在中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在宏观方面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在微观方面赞同商人合法逐利,并提出获得社会财富的具体途径.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十年一笑对史公——评《〈史记〉与民族精神》

池万兴教授的《（史记）与民族精神》在2009年的元月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无论是池先生本人还是《史记》的研究者,自然是由衷自腑地高兴。1995年,池先生出版了他研究史记的第一本专著《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     

从《哈剌哈孙传》看《元史》列传的问题

《元史》列传的编纂和史源问题是元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已往研究多关注《元史》列传取材于元人碑文,尚未探讨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元史·哈剌哈孙传》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前代修史方法不同,《元史》有的列传直接取材于碑文,这是明初修纂《元史》的政治需要。取材碑文却未及甄别,使列传带有对传主歌功颂德、讳言真相的痕迹,不能真实地记录传纪人物的活动,并多有漏载讹误,使《元史》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史料汇编。今人在利用《元史》列传时要具体分析,同时把补正《元史》列传的错误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