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是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 “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 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 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实践中意义世界的建构——马克思世界观的基础

马克思引入实践观点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世界观。世界是人在劳作中创造的意义世界,这是一个“属人的”世界。借助于这种哲学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确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     

文艺传播模式的研究范式及建构

文艺传播作为特殊的传播行为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这就是文艺传播模式.古今中外,对文艺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对文艺活动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很少触及文艺传播活动的研究,至于文艺传播模式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不过,文艺内部活动的研究或多或少不自觉地触及到文艺传播及其模式.笔者根据是从文艺内部规律还是从信息传递角度来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将这些传统的文艺传播模式研究活动分为两种范式,即四要素研究范式和以大众传播模式为蓝本的传统研究范式.在分析两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文艺传播模式新的研究范式:网状模式研究范式,并对这种新范式进行建构和价值预测.     

新范式·新路向·新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倾向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和形成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路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倾向。前者强调研究范式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表征,范式转换要把握好"结合"关,要反对各种教条主义,要整合不同的研究范式。后者强调要研究中国问题,要反思现代中国思想史,要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要突出问题意识。这个"新范式"和"新路向"共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引向新未来。     

论邓小平的道德范式——兼评道德政治化与道德经济化

所谓道德范式，乃是指决定一种道德形态的根本面貌和属性的核心命题，其基本内容是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道德范式一旦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整个道德形态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因此，确立一种新的道德范式，不仅对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理论有...     

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导范式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在继承与创新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当然,这里的传统与现代都只有相对的意义。传统总是在不断地与现代（或时代）进行信息交换,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诠释、理解、损益和建构,传统的解读与重构总是恒提恒新、历久弥新。因此,一部学术史应该是传统学术不断被诠释、不断被重构并呈现新的现代模式的历史。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是必然的。其经典范式在历史上有多种表述．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二大类：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在学术史上,人们总是强调其中一条原则而忽视和否定另一条原则,各执一端,陷入一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之中．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正确的思维方法应该是辩证的,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导范式应该是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主体性原则或客观性原则。     

讲堂论学:梁漱溟特有的论学模式

"五四"前后,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大体定型,开始确立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梁漱溟恰于此时开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讲堂论学模式,即在"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意义采用西来的"公开演讲"新方式。他了解以说服与证明为要项的新论学方式,但尝试了一种经演讲而成书的模式,因口头讲述而简化新论证规范,往往不经"证明"而直抒见解,实际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这样一种介乎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言说方式,虽与学界对话,却不遵循"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诉求,而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揭示出过渡时代里天下士与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     

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

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主流学说和中国古代学说三者关系上,应当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学术创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范式和核心结论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学为基石,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根本目的在于构造既超越马列经典的经济理论范式和苏联经济理论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其本质是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但是,由于一些论著不能正确认识当代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甚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取代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令人欣慰的是,也有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锐利眼光,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方法和理论框架,积极探索现代经济发展内在机制和规律,并形成了许多富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成果。不定期地开设本专栏,就是及时提供中外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探讨性作品,供教研参考和争鸣。     

现代化视域中的农村道德生态透视

农村道德生态的失序,根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换,传统农业社会实行的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则是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活方式,农村伦理致思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农本社会以血缘、地域、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为文化基因的文化伦理模式过渡到理性的、法制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契约型的文化伦理模式.旧伦理范式已经崩塌,新范式还未能确立,是农村道德生态失序的根本原因.     

文明范式的当代转换与价值观的变革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由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的时期。要实现这种转换,就必须实现一场价值观的变革,确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生态发展价值观。     

近三十年当代乡村小说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政治与社会的重大转型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关于当代乡村小说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大体上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一个是学术文化层面上的。学术文化层面上,在乡村小说概念的甄别、50-70年代乡村小说的再解读、九十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文化意义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上仍然未能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对立式的模式。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人文价值取向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有实质性突破,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价值取向。人文价值取向孕育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思维,并在这种全新的思维下,提出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刘师培治学特点平议

刘师培身处清末民初．其学术亦由传统走向现代,终归完成了现代蜕变。刘师培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左传》学多承自家传。刘师培治学试图纠合传统学术分歧,等视经史、平分今古、持平汉宋、会通中西,但是随着现代学术观念与学科的建立,他的努力最终并没有结果。综其一生来看,刘师培在论学上力求会通,但有时将彼此互异的东西纠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融而未化是其特点。在生命晚期,他沉浸学术之中,在学术上逐渐走出经学误区,走上了学术专业化的道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发展史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压力下的修复(1980～1984年)、发展中的分裂(1985～1989年)、沉寂中的变异(1989～1992年)、喧哗中的深化(1993～1999年)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两者关系的起步、发展、曲折前进和深化四个阶段。这意味着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不断融合,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两者的关系也由此逐步回归学术本位。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高校学报的职能回归——兼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要实现中国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了解中国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明确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学报.其次,要立足中国现行学术研究的基本国情,走出重学术水平,轻人才培养的认识误区,实现高校学报职能的真正回归.再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中国高校学报的最佳服务对象,这是发挥学报最大效益的保证.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论学术抄袭与当前的浮躁学风问题——兼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的重心应由当前的以揭露、批判抄袭剽窃的个案为主,转移到以检讨、反思、整治低水平、重复研究和互抬桥子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浮躁上来;把学术批评的强音由当今的“学术打假”、“反学术腐败”,改换成“提倡学术规范,反对学术浮躁、学术泡沫”;把学术批评的个人见义勇为的“傻瓜的事业”,真正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议程,各级学术主管部门已到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