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启蒙意义──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即队1888年到！898年州部中,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民族热情空前高涨,康有力以他巨大的爱国热情,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即‘化时t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以救中国。1895年5月2日．也就是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这一天,康有为将他草拟好的、洋洋1．8万字的（上今皇帝书）公布于众,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约一千三百余人签名表示支持,故称“公车上书”。在以“公车上书”为代表的七次上书中,康有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对已经存在二千多年的腐朽的封建…     

评康有为七上清帝书

“优时七上清帝书”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也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很精彩的一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因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惨败,日本迫使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康有为正以举人身份在北京参加会试,对     

论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富强观

维新时期康有为对西方国家何以富强的时代课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上清帝第一书阶段揭示中西强弱之别的原因在于势俗之异，触及比较深层的思想内容；公车上书阶段全面系统总结概括西方富强之道，使之与维新派变法要求融为一体；戊戌年阶段着重阐明日本变政经验，主张以直接学习日本代替直接学习西方。三个阶段的认识构成一套建设近代化富强国家的完整设想     

戊戌变法败因新探——以“七上清帝书”的修辞策略为考察中心

戊戌变法无疑成就了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但在"七上清帝书"和变法过程中,作为大清子民的康有为却在"师"与"臣"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加上他对当时高层权力格局的极度失察却也葬送了戊戌变法成功的最后希望.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七上清帝书"修辞策略的选择上.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沈茂骏万木草堂是康有为１８８８年首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失败后，意识到要达变法目的须先培养变法人才，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①，于１８９１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至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康有为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①，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青年政治信仰的近代觉醒及其当代启示

在19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时代和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没落两个重要历史契机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政治信仰实现了觉醒,以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为起点和标志,并集中体现于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运动中.这一觉醒对传统既有突破又有沿袭,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却未能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其成败得失,启示当今社会管理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消除社会结构性矛盾,注重青年教育及其政治信仰状况,才能实现青年政治信仰与社会的共同良性发展.     

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简论

“实业”一词最早是由康有为在1898年在给清帝呈奏的《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提出来的。他请求皇帝下诏把中国“定为工国”,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具体办法就是“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后来,实业一词广泛流行,含义也超出了工业的范围,囊括了农业、交通、通讯等许多行业。大生资本集团创办人张骞是资产阶级实业救国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实业一词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实业按西方人的观点就是“大农、大工、大商”,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和工商业。实业救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孙中山。他将实业概括为机器生产事业,即“废手工采机器”。他说…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

近几年来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发掘了一批新资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前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几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折抄本与进呈书原本,为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史料。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真实思想,而且可以澄清和纠正过去作为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主要根据的《戊戌奏稿》的伪造与改纂之误。这也说明有必要对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进行重新研究与再探讨。     

在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先进的爱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找到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的时候,为了救国救民,除无产阶级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等救国方案。他们或通过其方案的实施,欲把中国建成“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或通过“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有些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也曾想通过“师夷长技”富国强兵,搞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理想方案都没有行通。究其原因主要有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

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氏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这一主张,最终因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未能实现,但却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前学界对于康有为、吴佩孚关系研究多有误解,对于康有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多有忽视,考察这段历史,对重新审视康、吴关系以及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均有必要。     

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

<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就笔者所见,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谨申述理由如下。首先,没有提出制定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之谓也。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二字,“立宪”即制定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产生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之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动员人民参加反封建斗     

康有为反帝行动略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不单是他发起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而且其反帝爱国行动可赏可习。本文就其反帝侵略行动和意义略加论述。(一)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事物,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留心“西学”,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1884年,法帝国主义欺清政府软弱无能挑起中法战争,法国侵略者不胜而胜,清政府不败而败。1885年被迫签订《中法和约》,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     

从《上李鸿章书》到《实业计划》——孙中山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努力

<正> 学习西方,赶超西方,把中国建成欧美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早在甲午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望这位清朝“中兴名臣”、洋务领袖把他的改良祖国的主张化为实践,使中国在二十年内“能驾欧洲而上之”.第—次世界大战后又提出为实现祖国富强宏伟目标而精心设计的建设蓝图,这就是著名的《实业计划》.本文企望通过对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和《实业计划》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认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努力与贡献.     

从戊戌变法看晚清贵州知识分子的变革意识

一百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当年，贵州人士曾积极参加戊戌变法的有关活动，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康有为联合１８行省众多应试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时，其中就有贵州举人。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参加聚议的１３００多人后“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数百人道取回知单，实际签名者只６０３人，贵州举人则有９５人，占此总数的１／６，在１８行省中为第二多者；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时…     

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

清末的全国农务联合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发起并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它的产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及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为推动农业发展、适应资本主义增长的需要,就曾倡导成立农会。如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即阐明“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业自盛。”1896年,南通状元资本家张謇也曾提出创立农会的建议,并具体指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有会督。”次年,张謇又为请设农会专折上奏清廷,强调创设农会乃“今日标本兼治”之重要措施,“官民一心,逐件经营,必有成效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