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区域研究

利用1989～2008年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区域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少儿抚养比与消费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拒绝了生命周期假说。少儿抚养比降低对西部地区消费的影响高于中东部地区;老龄化对东部地区消费的抑制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

当前相关研究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对开创性文献及其具体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而提高的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利用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第二人口红利.在我国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变革的背景条件下,人口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老人抚养比的增大并没有对居民储蓄率造成显著影响.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文章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即在过去30年中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人口结构、房价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交叠模型和我国省际面板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上得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呈反向变化,房价与储蓄率呈同向变化,具体机制是由于少儿抚养比上升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家庭中的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父母储蓄变少,由于父母有利他行为会为下一代买房而储蓄,从而推导出房价与储蓄率呈同向变化,然后运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方程,运用两步差分GMM方法得出具体的影响.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近年欧洲人口转变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并发展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中 ,却几乎还没有触及这一新情况和新理论。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 ,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 ,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 ,及其未来的走向 ,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产生与定义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抚养比的居民消费模型,考察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即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因此,促进我国内需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     

人口红利重构的挑战：基于国民转移账户的分析

促进人口红利开发,需要对居民收入、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流动及相互影响有“全景”式的认识和判断。基于国民转移账户的理论架构和国民经济资金流量表,定量分析财富资源在生命周期的配置现状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在60岁以后显著下降,老年期经济在低水平状态下盈余;制度性的二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提供的老年保障不充分;每个有效劳动力能够支持的有效消费者的数量下降。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老年收入和消费约束是中国重构人口红利的重要挑战。加强制度化的老年保障以提升老年期经济盈余是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抓手。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前景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通过扩展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一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正向影响,且该正向影响都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减弱;而在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负效应,少儿抚养比的负效应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强,老年抚养比的负效应却呈现“倒U型”特征.研究结论表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中国只适用于城镇地区,并不适用于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十分显著.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和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是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走低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

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后”“70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