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

<正> 一新加坡的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由于受着热带风雨的滋润,以及当地马来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陶冶,也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新加坡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特质,又呈现了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风貌。抗日战争前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受到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经过一九四七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经过一九五三年的反黄运动,到一九五六年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     

20世纪中国小说喜剧精神发展论

２０世纪中国小说喜剧精神发展论刘明银２０世纪肇始到９０年代之初，中国新小说追随新文化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向前冲击，几经坎坷，几经奋进，终于走出古典文学的模式，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学风貌。喜剧精神是构成这种文学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的喜剧精神是...     

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美国华文文学由生活在美国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指的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那些以留学生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通过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上（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和“形式”上（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     

凌鼎年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奖

最近,历时一年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评选揭晓,青年作家、太仓市侨办秘书凌鼎年创作的《剃头阿六》荣获这次大赛的最高奖二等奖。这是凌鼎年业余创作以来的第73次获奖。这次大赛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新加坡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英国     

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轨迹的思考

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在彷徨以至迷惘中，作了种种探索与抉择。它是一个不断强化本土意识，弱化中国意识，从依附到独立，由“中国文学的分支”脱胎为新加坡国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化过程。南洋文艺──马来亚文艺──马华文艺独特性，标志着新华文学历史进程中自主、独立、创新意识的不断增长。     

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新加坡文学评论与研究生存状态考察

新加坡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从对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人的评论作品的评论中 ,可看出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它是世界华文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力量。它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 ,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该国缺乏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美学探讨的著作 ,尤其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方面 ,不似马华文学界有锐敏的反应     

主持人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如果不是近代以来台湾、香港特殊的历史遭际,中国文学中大概不会产生以区域命名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如果不是全球化程度日渐加深,海外华文文学大概不会如此汹涌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历史和现实的共同作用,营造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相关历史十分复杂(台港均有被殖民的经历),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海外华文文学涵盖四大洲),此一特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须涉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知识,故而真正深入的研究,实非易事。而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可能损害对这一文学的真正认识。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中国古代的微型小说

面对全球性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热潮,追本溯源,研究微型小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进程,继承其优秀的文学传统,乃至借鉴其创作经验,对于推进当代微型小说的发展,提高微型小说的创作水平,都是必要和有益的。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古代微型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渊源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小说创作三要素来看,古代微型小说的诸要素是在发展中逐步地具备,从量变到质变地走向成型的。 中国古代的微型小说起源于《山海经》。《山海经》是从西周中期前后到汉初前后的漫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

明清两代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是其重要的标志。它们各以其独特的风貌、精湛的造诣,称著于小说之林。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代表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最高成就,《西游记》代表着神魔小说的实绩,《儒林外史》代表着讽刺小说的高峰,《红楼梦》代表着古典小说的终结的话,那么可以说,《金瓶梅》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如果论及它在小说史上的贡献的话,笔者认为,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即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这即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问题所在。     

巴人南洋题材创作略评

巴人４０年代流亡南洋时期的创作,表明巴人堪称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印尼华文文学的先驱．剧作《五祖庙》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集中塑造的五位华工,是反帝的爱国华侨的英雄群雕．“海外见闻”８篇小说构成了集束型小说．     

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多棱镜——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发微

依据新加坡学者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系统论述了《狮声》与二战前新马华文本土文学之崛起,《狮声》与新马华文大众文学之滥觞,《狮声》与战前新马华文民族爱国主义文学之高扬三个问题,借此再现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和多彩画面。     

丁玲与周颖南的通信

我校兼职教授、华裔新加坡籍著名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企业家周颖南先生，从事文学创作４０余年，出版著作多种。１９９２年我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周颖南文集》，收周先生各时期代表性作品。周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新文化交流，为开创海外华文文学新领域，振兴华文文学，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和新加坡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１９９９年，他受聘为中国丁玲研究会顾问。这里发表的是周先生提供的他与丁玲之间的几通书信。这是周先生对丁玲的最好纪念。透过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充分感受到丁周二人的“文字因缘”     

优雅的人生姿态——访谈朵拉

<正>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地址:马来西亚槟城cititel酒店中华厅朵拉,原名林月丝,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原籍福建惠安。著名作家、画家。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个人集共47本,于各地出版合集超过100本。曾任大马棕榈出版社社长、《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现为《读者》杂志签约作者、郑州"小小说传媒集团"杂志签约作家、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     

叛逆与超越: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先锋性

纵观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由女性小说的先锋性特质所带来的变化与革新是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动力。三十多年间,女性小说的先锋性经历了从初现到凸显,再到张扬,直至消解的历史嬗变过程,在对传统美学秩序的叛逆与超越中,建构起女性独立的话语空间和文体模式,实现了自觉自信的女性文化;女性小说批评中"遮蔽"与"敞开"的碰撞,显示出创作与批评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为女性小说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创作主体自身先锋与传统的矛盾统一,又预示着女作家的反抗之舞同时也是镣铐之舞。     

丁玲早期的生活和创作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九二七年的秋天,亦即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终结、左联文学十年的萌芽时期,丁玲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其后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先后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十余个短篇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从而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这一时期,在丁玲的整个文学活动中,无论就其思想发展还是创作道路而言,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因此,我们把丁玲的这一段经历,称作她文学活动的早期,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九年底.     

日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动态

东京学艺大学汉文学教授高桥稔最近在他的新著《中国说话文学之诞生》一书中使用了“说话文学”这一提法。他认为汉语中的小说一词历史上意义几经转变,容易混淆。在研究讨论古代小说史时,不如使用“说话文学”一词意义明确。高桥稔教授对说话文学下的定义     

反思文学在西部的回响——读尚彦谷的历史长篇小说《红颜泪》

新时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型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出现，处于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也经历了这股文学潮流的冲击。尚彦谷的《红颜泪》以二个新中国成长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位于西北内陆黄土地庆阳从4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本文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这部小说作为反思文学的具体特征。分析这部小说从地主份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所呈现的悲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