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先生

看他的信就知道,他是一个痛快人:周实先生:示悉。《书屋》亦到,谢谢!我写文章甚少。1993年以来努力写写短文,要感谢黄伟经兄(周实注:黄伟经,1932年生,广东梅县人,原《随笔》杂志主编)的"提拔",他是主要的组织者与鼓舞者。另一位是杨奇兄(周实注:杨奇,1922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香港《大公报》社长等职)。我太孤陋寡闻,最近才知道有个《书屋》,向李冰封兄(周实注:李冰     

萧涤非的乐府研究

萧涤非乐府研究的最基本观点是 :民间文学为文学史之源 ,由此出发去构建其乐府文学史。而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 ,故以乐府体裁样式之变化为纲 ,以作品、作家为目 ,来展开网状论述。而萧先生的研究风格 ,则体现为以大观小 ,以小见大 ,内外取证 ,感会诗心 ,于平实中见博大精深     

“持其踵”新解

《触龙言说赵太后》(《战国策·齐策》)有这样一句话“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其中,对“持其踵”三字的解释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较有影响的要算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两种本子。北大本的解释是“女儿远嫁,登车之后,母亲持其足踵而哭,表示惜别。”王力主     

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

我主张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理由似无庸多说。一则现在已到了世纪之末,距离本世纪初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问世差不多足足有一百年进程,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回顾反思。而若要上溯中国古代有关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则历史更为悠久,可借鉴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这些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真的梳理。其次,从较切近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繁盛时期,著述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立意之新、勾稽之深,均属空前,不仅呈现出异彩缤纷、叫人眼花撩乱的景观,并且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乃至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探究、总结和提炼,以利于今后文学史撰写工作登上新的台阶。再一点可注意的,是最近期间学术界发出的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呼声,它不满足于单纯从事文学史的实践,更要求对文学史工作自身进行理论检讨,或者说,要在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原则来,诸如中国文学史的性质与任务、对象与方法、结构与形态、分期与分段以及文学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与当代、人本与文本、他律与自律、逻辑与随机、宏观与微观诸种关系,虽然在以往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中也常有所触及,而明确归结于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并引     

文学史家的定位──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之一

文学史家的定位──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之一董乃斌为文学史家定位，弄清他们的职责、他们与其他文学研究者的不同，应是文学史学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弄清史实，是文学史家天经地义的任务，价值衡估是文学史家自然而然在做的事，而探索规律，则是文学史之成为科学的根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

一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爭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来的文学史,如何再细分为若干阶段的问題。把近代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編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自己所看到的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除有关近代文学史的专著(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現代中国文学史》)外,其余大多是把近代文学三言两語的带过。党一向十分重視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周揚同志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工作的指示,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试论新时期文学的根本性质

新时期文学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它所折射社会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题材开拓之广泛而深刻,风格色调之鲜明而多样,以及艺术技巧之精湛而富有变化,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还是没有过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成功地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填补了不少我们文艺画廊里历来缺乏的真正典型形象。这只有欧洲文学史上有限的几个值得夸耀的黄金时代堪与之媲美。     

文学史料的性质、范围与存在形式

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的基础,其主体是历代文学作品及历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同时包括大量的与文学生产、消费相关的辅助材料。按其与文学史研究之关系,又有主次远近之分,形成不同层位。文学史料的存在形式也复杂多样,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层位差异与不同的存在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史家心态与文学史理论之建构——兼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学术意义

一部有特色、有个性、有读者的文学史,首要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应由心而发,去感应生活和时代,打捞和触摸文学的历史.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史家基于自由学者的(心态)姿态,形成了扎实厚重的史料基础、准确辨析文学史现象、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三者统一的理论基点,既凝聚了几代人写作文学史的经验,又是对自己20余年学术之路的认真总结.他努力尝试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的关系史的描述,从而对文学进程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阐释,完成了在通俗文学史之外的文学史理论之建构.     

七月诗人,红旗歌者——超越文学史内外的抗战老作家鲁煤

本文以不同时期文学史内外对鲁煤评价的变迁为依据,对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鲁煤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做了简单梳理.无论是文学史内的绚烂和平淡,还是文学史外的辉煌和下滑,都是过眼烟云,只要文学的长河中还有七月诗派,就绕不开鲁煤的战斗诗作;只要现实的舞台上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存在,就会有鲁煤的<红旗歌>.     

忆“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血战,是我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之战。参战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将士奋战之英勇,牺牲之惨重以及战果之辉煌,实为罕见。兹记其经过: 一、抗战前之准备 (1)陆军整编与指挥官训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相继挑起“一·二八”上海战争和长城战争,我国一再忍让,但也预料到日本侵略者必将由蚕食而鲸吞,抗战无可避免,必须密为准备。1935年在武汉行营设陆军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论鲁迅“战斗一定有倾向”的思想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于反文化“围剿”的激战中,写于上海之“且介亭”中的一句话,也是鲁迅对他的几乎一生的创作和斗争的概括和总结,这是一个准确而科学的总结,是肯綮之言和精诚之论,它凝结着由苦楚而臻于丰富的实践经验,闪耀着饱含哲理和诗意的马克思主义的熠熠之光。鲁迅的一生,就是恪守这个原则进行生活、创作和战斗的,而当他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旅程,站在创作和斗争的高处,居高临下地鸟瞰以前的生活道路,创作轨迹、斗争特点,并将之升华到理论高度的时候,便对无产者的生活、创作和战斗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从而成为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泰戈尔《吉檀迦利》国内评论要端蠡测

泰戈尔既是近代印度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世界文学上罕见的多才多艺而又多产的作家之一,赢得了世界性的盛誉,获“东方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号.如何评价《吉檀迦利》这部致使他荣鹰诺贝尔文学奖的折桂之作,国内东方研究界的见地至今仍达成一致.国内出版的六种东方文学史类著作中有两种为《戈拉》设置专门章节,另外五种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分册也有四种为《戈拉》安排专节.而国内六种东方文学史类著作只有一种为《吉檀迦利》设立专门的一节,另外的五种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分册连一个《吉檀迦利》专节也没有,倒是其它两部东方文学专著均有《吉檀迦利》专节.平心而论,即使仅就长篇小说而言也是《沉船》更能代表泰戈尔长篇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戈拉》应定位为泰戈尔反帝爱国作品中最有力的一部战斗檄文.其实,《戈拉》充其量仅仅是一部文艺为现实服务的典范之作,根本不能全面完整地代表泰戈尔的思想与艺术风貌.不过,从上面的列举例也不难看出,国内的泰戈尔评论未免因受到社会批评观念的影响而在意识形态标准的支配下进行片面取舍,偏向接受泰戈尔的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从他思想作品里采借道义上的力量和支持,而对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艺术风格等则仍缺乏深入细致的思索.其实,毋庸置疑真正为泰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史识中的开放心态--读《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

理想的文学史观的形态在汉语写作界仍然属于一个探索阶段的话题 ,它的清晰化有待于文学史写作的丰富实践。在这里 ,关键是针对同一段文学史 ,著述者不同 ,其理论资源、学术个性、人文旨趣也应该尽可能各有千秋。就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 ,几十年来的近百种版本 ,尤其是教材 ,大多像一堆“克隆”出来的孪生兄弟 ,编选体例大同小异 ,叙述口吻也似曾相识。七十年前创立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经说 :“没有历史 ,只有历史学家” ,意即历史事实建立在历史学家个人兴趣和时代总的知识水平基础之上 ,它的可靠性因时间的变化而变…     

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轮廓

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端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整三十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它以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发挥了战斗的职能,这在散文创作的领域中也     

1904: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

1904年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平庸的一年.是年,白话文运动、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运动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几家对近世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问世;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林传甲、来裕恂、黄人等人开始尝试"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编撰实践--这些历史事件或文学现象,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走向与研究范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求新求变依然是该年度文学界发展变迁之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