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论王安石议政咏物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咏物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前人有寓意的咏物诗,多寄托人生感慨、生活际遇或自身品格等;王安石则把咏物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咏物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主要手法,一是"说开去",即抓住所咏之物与所议之政可相联系的特点,由说物引申到议政,其"联系"又可分为直接型与间接型两类.二是暗喻,即诗的文面只是咏物,不露议政,但由于诗中物的特点、此物与他们的关系、对物的主观感受等条件的限定,"物理"自然与某种"政理"暗合,在联想的艺术机制作用下,暗中形成议政的语境.     

试论山谷诗与王安石

黄山谷虽出自苏门,政治观点属于苏轼一派,但在诗歌艺术上却与苏轼相似处少,而与王安石相似处多。王安石实际上是黄山谷最为推崇和重点师法的前辈诗人:二人都强调师法杜甫;二人都重视诗歌法度技巧的考究研磨;二人诗风的共同趋向是变平易坦直为深拗劲峭;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的影响。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王安石"使辽"及"使辽诗"考辨

王安石一生只曾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春作为"送伴使"伴送契丹使者还而至宋辽边塞,往返途中写有<伴送北朝人使诗>纪其行.王安石虽然也曾两次被命出使契丹,但皆辞行,改命他人代往.王安石"使契丹"并写有"使北诗"即"使辽诗"一说始自南宋李壁,纯系误解,然却一直沿袭至今.     

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诗创作——以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为中心

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江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正所谓"西江诗在宋朝抑何盛也"。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是宋代江西诗人的主要代表,他们在诗创作上的艺术特色、杰出成就以及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影响,都可以揭示出宋代江西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试论王安石诗

试论王安石诗胡守仁王安石以一身而兼皙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只论述他的文学，不涉及其余，而文学又只论述他的诗。王安石的诗继承了杜甫的诗歌传统。他对杜甫极端崇拜，在《杜甫画像》里，大大肯定杜甫的爱国爱民思想，说他虽遭遇坎坷，过着颠沛...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