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他的诗作以冷峻的笔触戳穿了现实中的隐瞒与欺骗,彰显了作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充分体现了诗情与哲理的完美交融,展现出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试论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的现代自我形象

作为九叶派最杰出的诗人穆旦,以其自身独特的生死体验并结合他所接受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资源,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生成了最具反叛性和异质性的诗歌特质。他对战争背景下个体存在性的思索、对现代个人的自我异化与分裂的拷问,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部分,塑造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同时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现代性质素。     

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从1950年代出发

1950年代前后,为数众多的文人开始启程离开大陆南向香港,架构了史上另一波的流动轴线。这一波南来文人力匡、贝娜苔、赵滋蕃、易文、徐訏等建构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移动踪迹与书写墨痕,透过文人们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交出可观的在地书写。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厌倦、自我退缩现象,在在指向了西美尔(Georg Simmel)"麻木"厌倦的心理保护机制论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南来文人重生或再生、归去或归来的刻画过程。在处境上这些南来文人并非一般认知的强者主体,反而是孤独、无助者。以此为视角,证成他们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进而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     

开拓与发展:1950年代中国地质业的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改变中国地质工作的落后状况,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地质部,同时加强了地质人才的培养,努力使地质工作要跟上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整个1950年代,中国的地质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地质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终身教育:实现人的自我完成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新思潮 ,提出了人的一生自始至终都要学习的命题。因此 ,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人终身学习意愿的学习型社会 ,是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而一个学习型社会建立的终级目的 ,则是为了满足个人和民族提高生命质量、文化素质、道德水准以及升华人生境界之自我完成的需要     

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方式。但其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风格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穆旦诗歌中有明显的英雄崇拜,坚强的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这些浪漫主义因素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影响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探讨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浪漫主义特质的深层原因。     

"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1950年代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在政治性"战歌"、"颂歌"之外存在着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代表的众多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了各有个性的探索,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诗,使1950年代成为中国新诗并非歉收的年代.在这过程中,台湾诗人经历的艺术生命的"脱胎换骨",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提供了战后中国文学政治压抑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经验,大大丰富了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1950年代的英国戏剧

戏剧作为一个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英国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二战以后的50年代，英国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挫折之际，戏剧文学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蓬勃之势，迎来了英国戏剧文学一次高潮。1955年《等待戈多》与现代主义的引入，1956年《愤怒的回顾》与新现实主义的兴起，以及此后的新戏剧的勃兴为其标识。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态度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人探索的重要课题。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先后提出了"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主张,使得私人资本主义的命运一波三折,最终还是被消灭,给我们留下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     

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

对外政策目标对于理解对外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取向,并限定了对外政策的实现程度。     

五十年代中期探索文学的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探索文学可谓成绩斐然。在对其崛起的理论机缘和繁荣局面进行全面回顾的同时,从其对题材领域的拓展、生活本质的开掘以及对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肯定了其维持文学创作生态平衡的价值,以及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繁荣的启示意义。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检视近20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前者可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其实这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叙事方式。今天对于当代史的叙述,应该建立在更为开放的平台上。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比以政治为主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为宽泛。作为当代史的起步阶段,50年代历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还因为从50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当下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带伤的黎明"(续)--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

5 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红色的激情时代、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是 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其散文虽有难以避免的困惑、迷惘 ,但更有人生历练中得来的醒悟。她们从认识、领悟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红色年代开始 ,接续了前辈对苦难记忆的反思 ,在前辈们不得不终结的地方 ,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 ,收获了以生命意识为基础的性别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生命在穿越了混沌、蒙昧的漫漫长夜之后的日出和黎明 ,然而是“带伤的黎明” ,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向经验层面的提升 ,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的反刍和生命的蝉蜕过程 ,也是一个女人精神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自我疗救与自我启蒙过程。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那时全党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思想风貌;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言传身教;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制约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能够使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观自觉与客观制约、思想道德教育与民主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后者是根本。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忧患、写实：怀想中国的一种方式——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散论

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80、90年代＂新移民作家＂是20世纪继＂五四＂时期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之后两个大的移民作家群体,移民后的＂离散＂状态使得他们的小说呈现出对故国的共同怀想,凝重的写实是他们怀想中国的共同方式之一,在此共同方式之下,他们的小说文本又显现了群体的差异与个体的多样性。以华文文学史为背景,对这两个移民作家群体的小说进行比较,能彰显他们的群体差异、个体的独特以及＂离散＂状态下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     

群众监督: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属性,是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在群众监督意识、政府信息公开性、群众监督法律法规的完善、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存在一些制约群众监督的因素.加强群众监督,要从强化群众监督意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与群众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群众监督所反映问题的处理力度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