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元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

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期曾在汉地实行"画境之制".该制度开始于金朝灭亡之际,因为对农耕区的忽必分封方案被否决而推行.画境之制将原金朝地区分为十"道",每道均设大达鲁花赤,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监临本道内军政民政事务的次第展开和行政体制的建构及趋于稳定;该制度源自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政权的政治实践,与汉地的制度传统没有关系.画境之制与元朝总管府路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但随着路府州县临民体系的实行和定制而最终在第四代大汗宪宗时期消失.     

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

晚清以来,随着捐纳、保举的扩大,致使州县候补人员流品混杂、仕途壅滞;而督抚任用中的不拘文法,也直接冲击原有的铨选成例.新政开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行,州县官选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学习考试以定去留;变通回避之制,准州县官近省取用;停止部选.这些变革不仅呈现出被动应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各方利益的牵制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浅析存留养亲制度及其当代价值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古代为了解决徒、流刑以及死刑罪犯老疾尊亲奉养问题而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四百余年.这一制度虽然存在影响司法公正等局限性,但在维护家庭社会稳定、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以及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在当代社会,存留养亲制度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念,在改革现行缓刑制度、传承...     

制度场转变中的感性选择

下岗不离厂是国有企业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这种变通形式是计划经济制度场和市场经济制度场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观点去分析和评价这种现象,而应看到它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感性选择。虽然这种感性选择不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有存在的真实根据。只有从日常生活出发,才能认识到感性选择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非理性的选择。     

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现行《婚姻法》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而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非常夫妻财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外国相关制度,我国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应考虑以下问题:关于适用夫妻财产制的情形;关于申请人的资格问题;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程序和方式;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效力。     

从草原到中原：蒙元历史变迁中的不兰奚制度

不兰奚制度指元代对散落无主的人、畜和其他各种遗失物即所谓“不兰奚”的管理制度,滥觞于早期蒙古历史中的相关习俗和习惯法,并随着蒙古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形成.从大蒙古国到元朝,蒙元国家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向中原汉地,不兰奚制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疆域内得到施行,一方面也适应新的情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随着以阑遗监为核心的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一系列管理规范的制订,元代的不兰奚制度最终确立,不仅在保护失主所有权方面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更多的拥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兰奚制度在从草原推广到中原的过程中与汉法相互耦合,具有“蒙汉杂糅”的双重性格,是蒙元国家建构中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元代统治之一斑.     

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

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郭正忠·金代盐务经营体制，远较辽和西夏复杂。其食盐生产与运销制度，略近于宋制之纷繁。而宋、元盐法的某些差异，亦可从金盐体制中得到较合理的解释。可惜有关的载述过于简略，以至于许多问题，迄今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尝试，以...     

开创蒙元史籍整理的新时期——读田虎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中国的古籍十分丰富,在浩瀚的古籍大漠中,使学者最感头痛的是蒙元史籍。这不但因为蒙元史籍除中国(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外,还有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甚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多种文字;而且,蒙元时期由于制度本身和文化中多民族因素的存在以及交互影响带来的特殊困难,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昭穆制新探

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其主导机制是夫妻同昭穆,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     

论明代军队中家丁的特点与地位

明代中后期,明初实行的卫所制逐渐弛废,募兵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军队中私养家丁的现象日趋严重,并很快盛行,直至明后期发展成为与募兵制度并行的家丁制度。从明中叶至明末,家丁大批使用于边防战场上,这些人在明代军队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地位。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新模式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统账结合”模式,其中“统筹账户”对应着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对应着缴费确定型基金制。通过澄清学术界对于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的混淆,结合关于养老保险模式的全球化争论和我国“统账结合”制度的现状,得出结论：观收现付的筹资方式目前仍适应,中国传统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给付方式的不合理,因此建议借鉴瑞典的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这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近代团练问题研究

在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中,团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清代湘、淮军之建立,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武装之组成,无不与它有关。由于团练体制无定,有兴有废,资料散于各地方志及公私著述之中,搜求稽考不易,因此,历来对此无多专论。本文试就近代团练的演变、组织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概要述论,冀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术界。 (一)近代团练的盛行及其演变 团练之制,始于唐代安史之乱后,时诸州皆置团练使。代宗时,刺史悉兼团练。此后,历代相传,沿而不废;所不同者,为适时用而变通其法而已。至清代,团练与积     

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考课制度

<正> 考课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一定标准考察课责在任官吏的功过善恶并据以进行升降赏罚,是各代社会整饬、改善吏治的一项重要制度,与各朝政治以至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考课之制,大约早在古代设官分职之后便随之产生了,只是各代考课之法不同,多次交易,没有形成固定的方式、周密的标准和严格的黜陟制度。至隋代,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确立,考课制度有一定进步,但也有不少疏漏之处。唐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封建     

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

<正> 春秋战国时代,地方上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西周以来的采邑制逐渐为郡县制所代替。春秋时,由于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和县公,仍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到战国时代,县令全由国君自行任免。这时,虽然还存在着封邑的制度,但已同过去的采邑制完全不同,封君在其封土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没有治民之权,在实质上已只成为国君优厚其大臣、宗室等的变相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