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

公众参与决策既有现实价值又存在一定局限性,公众参与决策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巨大挑战。政府决策机关应当在主动学习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实践探索提高主动管理公众参与的技能、帮助公众增强理性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谋求政府决策能力的提高。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为对象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决策和执行表达意见并对政府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然而,在政府决策或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效力低等问题常常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界定参与过程中一般社会公众、专家、利害关系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类型PPP项目参与方式的适用和参与效力的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建立参与效力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给公众参与以法律强制保障。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应对邻避冲突的政府策略

在保持决策高效率的同时控制决策风险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为了化解日益高涨的邻避冲突,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在寻求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基本决策模式：政府自主决策模式和公众参与决策模式。然中国的情况却与此并不相同,从X市和Z市处置“PX”项目的对比案例来看,我国正在形成一种“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封闭决策+半开放的政策过程”。这种决策模式目前已成为政府防止决策失误,应对公众挑战的一个重要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义,其历经三十多年的政策演进和法治化推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实体规范不足、正当程序缺失、责任机制弱化、动力机制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扩展法律适用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强化参与责任机制、提升公众法律意识等方面加以健全和完善。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与民主:新型的民主形式

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公众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传统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而导致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危机而得以产生的。在坚持中国宪法结构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制度,能够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有效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尊严,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证成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及其提升路径

2015年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增强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当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偏低,表现为公众参与过程形式化、参与内容边缘化与参与结果虚置化。影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的因素包括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信息的对称性、参与的独立性以及责任的追究力度等。提升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效性,需要强化公众参与权利保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的独立性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制度之程序机制设计

在推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法制化的过程中,参与者遴选机制的确立、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启动机制的创设、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跟进、公众参与决策议程设置的建构以及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制度构建中必须回应的基本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所确立的相关程序机制设计构成推进公众参与决策法制化之基本方略.     

国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城市规划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规划过程中,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的法律保障、严格的公众参与程序、完整的反馈修改机制等值得借鉴。在中国城乡规划转型过程中,应该公开城市规划相关信息,将公众参与时间前移和重心下移,提高公众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扩大公众参与内涵,以实现各方利益均衡。     

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

公共治理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意愿,其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二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剖析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逻辑,构建群体视角下的政府和公众行为演化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说明,从而提出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控制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建立公共治理惩罚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公众参与下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

目前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对公众意见的考虑和反馈,使其在实施过程中缺少公众的支持和积极响应。在分析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上,综述了公众参与在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中的应用。为保证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剖析了公众参与下城市客运交通政策的决策过程,提出了公众参与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的流程：问题提出、问题诊断、提出解决方案、评价与决策、方案执行和方案后评价,并提出了建构公众多层次、多形式参与城市客运交通政策决策的方法。     

论有争议科技决策的风险沟通——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

风险沟通是保证风险决策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关键。从分析风险沟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沟通经验的基础上,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分析我国在有争议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风险沟通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应加强风险沟通意识;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制度化公众参与决策;实行决策过失问责制。     

参与式民主在公共决策中的适用条件分析

决策是管理的起点,高质量的公共决策是确保公共管理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民主参与是提高公共决策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民主参与方式的应用是有条件的.决策问题的实效性、专业性、重要性和直接决策成本,将对决策方式的选择及决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决策主体的素质、能力和工作作风,是参与式民主决策方式实施与否和效果如何的重要决定因素;信息储备、参与的法制化程度、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程度及整个社会的民主传统等,也会对决策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对参与式民主决策适用条件的研究,根据现实要求在合适的时机、选择程度适宜的决策方式,促进公共决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     

设定公共决策目标的伦理原则与伦理模式

当代西方对公共决策及其目标设定进行了制度伦理、伦理评价、伦理选择模式等探索。以此为启发,设定公共决策目标应坚持伦理关怀、兼顾效益与公正的伦理原则,其伦理模式应包括以下六大环节:设定决策目标的综合公共利益;对决策主体的伦理要求和制度约束;进行公共决策环境的伦理评估;发动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对公共决策过程进行控制与矫正;注重公共决策目标的道德满足度。     

目标设置如何影响公共项目绩效——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和组织沟通的调节效应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关键时期,而目标设置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环节。基于对广东省预算官员问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目标设置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目标清晰度和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目标清晰度、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组织沟通在目标清晰度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目标清晰度、自我效能感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路径中,经济发达地区要显著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发现对于财政部门优化绩效目标设置、改进预算绩效管理,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