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思阅历与诗体建构的中国化——论冯至《十四行集》对西方诗学的借鉴与突变

沉寂许久的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了中国诗坛的第一本《十四行集》,集中体现了他在诗歌美学上的探索,呈现出的诸多独特的审美质素均源自现代西方的诗学主张。《十四行集》中的辩证哲理承袭了歌德的"蜕变论"思想,既有对原始生命力的追寻,又在艺术与自然的融合中揭示"公开的秘密",还有关于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十四行集》以孤独感等人生经验为创作动机与表达内容,这一诗学主张与英美的"纯诗说"不谋而合,十四行诗中灌注的直接或间接的双向经验导入所蕴含的深层奥义,揭示出富有特殊的审美韵味的个体生命体验。在诗歌形式的选择上,冯至尝试并接受适当形式约束的美学原则,深受里尔克"特殊的实验"的影响。冯至的诗学探索从思想到经验再到技艺,将西方的十四行诗内化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质素,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十四行诗体。     

论冯至对里尔克诗学的转化

冯至的《十四行集》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受到里尔克的启发。以往论者多论及《十四行集》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所受里尔克的影响,较少关注接受之后的变异和转化。《十四行集》化用西方诗体,吸纳经验诗学,但审美触角扎根于本土现实和诗学传统,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完成对西方现代象征诗学的变异与转化,显现了中国经验和特质。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诗化哲学——论里尔克对冯至《十四行集》的影响

里尔克可称为冯至诗歌创作和生活的精神恩师,冯至的《十四行集》从感受生活方式———客观体验、对生与死的思考和对孤独的感悟等几个方面都与里尔克较为相似。但这不是模仿,冯至是从本土文化出发找到与里尔克精神世界的契合点,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与里尔克的玄思相比,更多地带有社会伦理色彩,诗作中表现出独到而鲜明的个性。他的《十四行集》可视为善于借鉴外来养分的一个硕果     

论作为诗人的冯至

本文全面考察了冯至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存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且经历了从审美生存到现实生存的转变。早期诗集中，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但却没有完全左右其诗风。诗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诗比同期其他诗作显现出更浓的哲理色彩和深厚的底蕴，诗风呈现出幽婉的格调。４０年代《十四行集》的面世是诗人十年沉默后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昭告其已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十四行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至已是一位成熟的现代生存诗人。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理性追求对早期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冯至创作于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表现出浓重的哲理性追求,这些诗歌往往通过身边习见的细小事物传达形而上哲理,并且对“蜕变论”思想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和偏好,而贯穿在整个《十四行集》中的是对于孤独与死亡的追问与思索。这些特色在他二十年代以抒情为主调的创作中已有所体现,《十四行集》正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     

从冯至“十四行诗”的篇章衔接看诗歌篇章的特色

前人对现代诗歌的篇章衔接研究很少,涉及诗歌篇章衔接与散文等其他文体比较研究的则几乎没有,认为这与素有"诗国"之称的我国很不相称。因此,选取了现代著名诗人冯至的《十四行集》,从语法形式、词汇、修辞和标点符号四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冯至诗歌的篇章结构衔接方式,以便更好地理解与探求现代诗歌的篇章衔接特色,并寻求其规律。     

当代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

"混融自我"是指在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在多维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文化自我之间的混融。本文以"混融自我"作为分析工具,以当代中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梳理了中国社会三种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的关系,并从文化会聚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人"混融自我"的建构,即三类认同两种文化的二重"混融自我"和一类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进而指出中国人理想的自我系统应该是三种文化自我和四种混融自我的并存,最终指向"多元一体"的具有统整性的自我系统,其中,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是并存、包容和指导的关系。     

个体生命存在的寂寞与旷远——重读冯至的《十四行集》

冯至的《十四行集》是诗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一次精神探索,也是诗人自己生命的一次艰难旅行.从对"死亡"、"承担"、"蜕变"、"沟通"等四个具有循环过程意味的关键词的思考出发,在人的寂寞与旷远的独特生命体验中,诗人完成了其对个体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为中国新诗创造了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和启示.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简论《十四行集》

冯至1929年创作的诗集《北游及其它》是他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转向现代主义沉思者的一个过渡。那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追问。在《十四行集》得到更深刻的延续与拓展，并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切。《十四行集》的基本内容是“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连与不断变化的关系”，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玄奥，倒处处流露出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性把握。《十四行集》的总体风格是“简洁、单纯、明白”，体现出“真实的造化之工”。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传霞在《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意识建构》一文中认为,性别是建构的,主要是由文化所建构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它与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与传统社会固定不变的性别认同不同,现代社会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个人特性,它与变动的社会密切相连,所以,现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关系中进行多次的重复才能确立。与西方国家、第一世界相比,一直处在文化与政治激烈动荡中的现代中国人,就更加迫切需要重整性别秩序来组织他们所遭遇的充满…     

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诗学——读冯至《十四行集》

冯至《十四行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个人与历史境遇。1940年代,隐居昆明乡下躲避战乱的诗人得以与山水自然亲近,通过对自然的观看与冥想,诗人从平凡的境界和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了日常生活＂隐藏＂的＂陌生＂和＂深远＂,由此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十四行集》展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而40年代战争的大背景使诗人意识到其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民族的苦难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切的关联。因此,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十四行集》的哲学沉思中。＂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自我决断的意识与担当的精神,也感受到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     

冯至早期诗歌的象征主义倾向

冯至的诗歌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一提到冯至的诗,许多评论家则从鲁迅的评论即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及他的<十四行集>文本切入去探讨,而对冯至早期诗歌很少作深入的探析.依托冯至的早期诗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两个集子对诗人早期诗歌创作的象征主义倾向作以体认,同时涉及鲁迅先生对冯至的影响,并从象征主义作为诗人对世界及人生的一种体悟方式和象征主义的暗示性角度入手,对早期冯诗进行别一层面的解读与把握,并对将冯至"归为象征派极不恰当"的说法提出质疑,对冯至早期诗歌中趋向象征主义的自发性特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予以新的确认.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生命存在的悲剧——冯至《十四行集》新论

冯至的《十四行集》并不是哲理诗,而是诗人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深刻体认。冯至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深,这使他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悲剧意义。具体来说,冯至体验到的生命存在悲剧性包括:生命的渺小和短暂、生命的孤独和无助、生命的无法把定和虚无、生命的必死性。但是,冯至对生命存在悲剧性的体认并没有使自己走入悲观主义的泥淖。     

太宰治小说《斜阳》中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

吉登斯提出的"极盛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其特征是建构了一种制度的反身性。当下,现代制度的全球趋势对人的个体行为造成了很大影响。文章采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分析《斜阳》,旨在揭示当代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的问题。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

文章探讨了冯至与艾青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冯至和艾青在抗战时期以其或精深或博大的创作使中国新诗臻于成熟的现代诗。冯至从20世纪2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40年代的存在沉思皆独步一时,对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作出了现代性的拓展。尤其是《十四行集》完美地融合了深刻的沉思和精湛的艺术,将中国现代诗的水准提升到可与伟大的中外诗歌经典相比美的境界。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十年间的创作成功塑造了一个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危机中艰难崛起、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表现,虽不是史诗而胜似史诗,允称杜甫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丰碑。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