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中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外来人口流入易融入难。论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浙江省是工业大省,外来人口在经济因素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大;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方面却对社会融合影响较大,应该为他们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解决制度方面的障碍;文化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大。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决定其居留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文章以大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整体程度偏低;社会融合的三个维度即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月收入水平、自购房、参加政府或社区便民活动、身份差异感受和歧视感受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中的随行家庭结构和已居留时间也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在我国农村地区,女性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社会融合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研究为空白。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的实地调研,从六个方面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从个人、社区及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状况较差,生活质量较低。基于此,建议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扩大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领域,加强农村女性残疾人自我能力建设,以及加大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共同为农村女性残疾人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社会生活。     

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生育率下降——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采用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二胎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有稳定住房、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读书看报学习活动、在老家不再有农村承包地、较长的流入地居住时间将会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乡城流动的人口二胎生育的概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妇女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改变了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城镇居民的社会范式也改变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孩子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人口上向的社会流动将驱使她们投入更多的能量与资本到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因而减少了孩子的生育。     

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苏浙沪为例

以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基础,认为社会距离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具体社会生活中体验到的一种身体化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指数,对苏浙沪三地流动人口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最小,江苏次之,浙江最大;住房性质、流入时间和社会交往网络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自然观光地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九寨沟为例

以九寨沟为研究案例地,在借鉴国内外社会融合测度指标并经案例区预调研检验基础上构建调查量表,通过半结构访谈问卷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对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查.研究发现: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可归纳为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其中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程度较高,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程度比较低;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的阻碍因素包括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生活环境恶化、竞争加剧、经营环境无序、医疗教育条件较差以及休闲方式单一等;积极因素包括景区经济稳步发展、经营前景良好、社会环境改善、长期的生活互助和情感交流等.     

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及促进策略——以“结构洞”理论为视角

以结构洞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发现:无障碍设施短缺和辅助器具缺失,限制了残疾人活动空间及活动频度,造成了他们网络规模小、密度大,妨碍了他们社会交往的机会,并使他们遭遇亚群体排斥;结构洞偏向残疾人,信息不对称,影响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及外出务工的便利。因此,促进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必须树立新的残疾人观,增加无障碍设施和辅助器具,完善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网络。     

社会融合对农民工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

在城镇化背景下,社会融合对农民工社会性别意识具有深刻影响.利用2014年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对传统分工、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生育决策方面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有利于农民工在生育决策方面形成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心理融合有助于促进传统分工方面的性别平等.但对女性农民工而言,经济融合有助于其在有酬劳动方面形成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文化融合中家乡文化的保持有利于促进传统分工方面的平等性别意识,心理融合则有利于其在无酬劳动方面形成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企业社会地位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决策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进而影响审计费用.以我国沪深A股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社会属性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地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审计费用.作用机制表明,社会地位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盈余质量、减少审计师审计投入,降低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为轻资产结构及处于高市场竞争行业时,审计师为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及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时,社会地位降低审计费用的效应更显著.因此,企业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提升社会地位以形成与审计师的良性互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审计师在业务承接、审计实施等环节可以合理利用客户社会地位等非财务信息进行决策,以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受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与职业等传统客观指标,社会因素则分为社会交往与主观认知两方面。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当前我国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其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其中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     

西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存在问题的制度分析——以陕西为例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结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以陕西国防科技工业为例,较深入地分析了西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制度原因,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探析——以广西为例

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广西文化与旅游在新时代日渐融合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还存在着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政策发展体系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品融合创新乏力、融资渠道单一、创新人才缺乏等问题。广西要实现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必须构建起支撑其融合发展的演艺生产、公共服务、产业创新、市场服务、资源开发、推介交流和人才培养等七大体系,并推进其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整链条的深度融合创新,探索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     

论狩猎民族的身份分化——以鄂伦春族为例

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狩猎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为研究基础,从身份分化的视角,分析了在现代社会相对平等同质的狩猎民族走向异化的过程和原因。     

互联网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吗?——以粮食批发价格为例

使用互联网技术网络化是当前粮食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门限自回归法,利用粮食批发市场分品种的日度数据,计算当前市场的整合情况和交易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互联网对于交易成本的影响.最终发现互联网不仅能够直接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还能够显著降低市场空间距离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同时数据表明中国粮食跨市场、跨品种交易仍不成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论社会和谐对语言和谐的制约和影响--以广西为例

社会和谐与语言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社会和谐对社会语言和谐的制约和影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社会政治和谐是语言和谐的前提,包括了法律、职能制度、宣传舆论等方面的支持服务;社会经济和谐是语言和谐的基础,经济和谐可以推动语言和谐发展、影响语言的功能关系、调节语言的使用方式;社会文化和谐是语言和谐的保障,社会文化和谐有利于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实施地方语言保护。     

从称谓语看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以韦君宜《母与子》为例

称谓语代表了一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称谓语折射出来.韦君宜小说《母与子》中刻画的沈明贞形象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称谓,对其面称有“新姑娘”、“新太太”、“崔二太太”等不同叫法,称谓的变化正体现了她社会地位的变化.     

城市化中的道路建设与社会公平——以石家庄新城市建设为例

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中,道路建设是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提升城市品位形象的亮点工程。城市道路一般由政府提供,但是交通工具或者由社会自己提供或者由政府提供, 这导致了社会出行能力的差异。是否依靠集体消费成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城市现代化同时推进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道路建设中必须坚持建设“紧凑型”城市、加大政府补助以提升公平化、加强便捷化以推进公共交通。     

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