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法律思想初探

丘濬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他针对当时明统治危机和社会发展状况,对自汉以来所形成的正统法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德刑理论,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与进步意义的立法思想、执法思想和司法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大学衍义补》看元明中国东南的漕运与造船

丘濬以其察其几微以成天下之务的敏锐眼光及丰富的地理知识,总结了中国东南漕运从春秋至明代前期对国计民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贡献在于从历史演变和数字统计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到明代中期漕运的利弊,对元朝到明中期东南海上航道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其在地理交通上所显示的重要经济价值。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系统阐明了东南之漕的历史局限以及开通东南海运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从海舟样式、港湾海道勘探、船厂选址、公私合营造船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主张扩大国内商品流通和开发海上航线以促进商贸。     

丘濬诗歌的生命本体观

丘濬在诗歌中多层次表现了他的生命意识,以补充其作为理学家的外在生命价值。亲友的个体生命对于丘濬,具有超越社会理性之上的永恒价值,也是他生命之所系;漂泊感贯穿他的大半生,对故土的挂念和对生命流逝的焦灼无奈感,是他对个体生命存在形式的强烈反应;企图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理性意识主导着他的生活历程,而官场中乏味、无意义的现实使他对一般的仕途理想产生怀疑;他最终走向历史,在古代先贤那里体认生命的不朽。     

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和领导活动的准则,是其领导观的核心内容。邓小平认为,领导就是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我们党全部领导经验的科学总结。领导干部要为人民造福,必须德才兼备,有工作能力。邓小平要求领导干部要掌握领导艺术,而他本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掌握和运用领导方法艺术的大师     

丘濬的藏书思想与实践

明朝重臣、大学者丘濬对明代藏书事业发展以及岭南藏书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学界关注度不高。丘濬藏以致用的藏书思想、系统的藏书管理理论及躬身入局的藏书楼建设实践,培育了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的土壤,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进而弘扬了岭南地域文化。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政治构想及其时代意义--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解读

南宋理宗朝,理学成为官学,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肩负着道德理想的传承使命,南宋后期的理学家不断完善着诠释天理、建构秩序的政治蓝图。在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为南宋理学家阐释政治构想与价值取向的承载文本,《大学衍义》的完成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通过对大学之道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为积弊重重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理学思想的政治化创造了极富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     

审辨几微 心存至公——丘濬的理学精髓及其政教思想探析

作为理学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认同朱子理学,并对理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为使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丘濬又研究和发展了古代理财思想,成为古代理财学说的集大成者。对于为君之道,丘濬强调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做到秉公为政和广开言路。这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还主张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前者蕴含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后者体现为推崇儒学、礼敬圣贤、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学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民本论与理财观则是重要基石,秉公为政与广开言路是其核心内容,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则是根本要求。这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共同构成了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精华可以凝练为审辨几微,心存至公,这对于现代人的修身立业和治国理政不无参考与启发意义。     

西部开发与新领导观的确立

党和国家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决策,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面对这样一个浩大的世纪工程,西部人,尤其是担当这项系统工程指挥重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饱满的热忱,冷静的头脑,超前的思维,全新的观念直面西部开发,确立以发展观、经济观、人才观为核心内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自期 自幻 自失——丘濬诗词涉海意象蕴含的三重心境

作为海南本土文学家,丘濬长于沧海之滨而宦游于禁闱之地;贵为内阁名臣却屡怀乘桴之思,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在丘濬创作中凝聚为引人瞩目的涉海意象,成为折射其人生心境的典型载体。早期丘濬以遥指中原之志自我期许,故将穷荒远海讴赞为不减中州的奇绝瀛海;初入禁闱则以踊跃鸣盛之情自我幻化,故将帝乡宦海视为人间瀛海;晚年垂暮则因素心难遂而自我失据,故将一腔孤忱寄托于梦中远海。丘濬诗词涉海意象的哲思内涵容有不足,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变奏以及对忠孝两种人生路径的双重悲鸣,既深度契合丘濬作为理学名臣的人格境界,亦对传统士大夫群体的家国情怀做出了深挚书写,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左传》民本思想浅议

本文从神与天命的角度对《左传》进行分析,认为《左传》肯定了民本思想,并以此作为撰写本书的标准。     

民本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

"三个代表"坚持并突出了以民为本的民本观.民本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它站在历史的最高处精确地导引我党的航程,并经典地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北宋名儒李复及其文学观研究

李复是北宋关学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由于正史无传、著作亡佚等原因,其学术经历、个人身世、著作版本等基本问题都还有待于继续梳理考证。李复论学以礼气相尚,从其《潏水集》中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其文学创作观。从李复诗文中散见的文学观念看,他十分强调作品的理胜和济用,对那种追求藻饰、气格卑靡的作品则持否定态度。但与此同时,李复也并不反对作品在注重质实的同时讲求修饰,崇尚澄淡精致,自然浑成。其集中亦多铺陈刻画、精心錘炼之作。这说明,李复的文学观持论还是较通达的。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

张竹坡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给这部巨著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中，形成了理论体系，填补了一个空白。认为《金》只不过是细细摹仿了诗经而已，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金》书“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借以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之不满；肯定其“画像”本领，“描神追影”，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个性突出；其结构“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     

论《三国志》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发展

重民轻君,以民为本,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思想.陈寿著《三国志》对孟子民本思想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安民为大道;二是诚心爱民,定创嘉绩;三是用司法权和行政权保护民众;四是君民密切配合.     

试论《吕氏春秋》的修辞观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与其门人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杂陈各大流派的学说思想而又自成体系,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吕氏春秋》的修辞观以儒、墨、道、法为主,也吸收了先秦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其修辞学思想来源于社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又反作用于社会。     

和谐社会:老子领导思想的特征

老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其《老子》著作中亦为建构和谐社会做过许多的论述,本文主要阐述老子“爱民治国”、“上善若水”、“顺百姓心”等思想的现代意义,为今天的建构和谐社会、为当代领导者提供借鉴。     

意识形态的戏化乐化——《伍伦全备记》论

《伍伦全备记》为文渊阁大学士丘濬之剧作。其在明初的出现,不仅显示了卑体戏曲渐为上层文人雅士所看重,而且折射了理学对戏曲的赤裸裸介入。这种介入源自丘濬对宣传阵地的深沉忧虑,即戏曲虽然体卑,但其"受众多,易感人"的传播特性不为我用,易为"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所占。故丘濬在攀诗结文的论述中,进一步弱化"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文体偏见,并延续《琵琶记》的创作旨归,探索三纲五常的戏化乐化。其努力虽未成功,但在意识形态建构史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

关于“经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可以简为“经济”,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不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参看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所谓的“经世之学”,又可以分为理论型与实践型两类,后者如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以及其他与水利、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