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禅

王渔洋与禅何绵山王渔洋是清代举足轻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禅与王渔洋的关系、禅对王渔洋诗论影响、禅对王渔洋诗歌影响这三个方面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一王渔洋与禅关系密切，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朝廷对禅宗的重视。顺治帝笃信佛...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在桓台召开

<正> 由山东大学与桓台县府等六个单位发起的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于4月27——30日在王渔洋的故乡桓台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学者等48人。王渔洋是清代的一位大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领导清初文坛达半世纪之久,有一代文宗之誉,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解放以来,他的“神韵说”及其诗作,一直受到冷遇,研究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发表有关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他的论著更没有人整理过。这次会议,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评价;二是对王渔洋著作的整理。会议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

<正> 赵执信是清初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不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而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诗论。他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分歧。王渔洋是清初诗坛上的盟主,是神韵说的倡导者,在当时的作家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势力。赵执信比他小二十八岁,是他的甥婿。论政治地位,赵不如王高;论社会声望,他不及王大;论姻亲行辈,他又比王低。按常理说,他不该反对王渔洋。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的诗学意义

翁方纲是王渔洋的再传弟子。他从渔洋《七言诗歌行钞》中选出三昧之诗,予以分析。并认为渔洋仅以冲淡寂寥为三昧之旨,是不全面的,三昧当有万法,遂将三昧之旨扩大到各种风格,以王维的平实叙事和杜诗为万法归原处,由虞集诗之例,将从学问得出的实地与三昧联系起来。这次尝试,是翁方纲由渔洋神韵说走出的关键一步。     

清代诗学神韵说之意境论与风格论

王士祯（渔洋）倡导的“神韵说”曾标领清初诗坛数十年。“神韵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意境和意境美的问题。所谓“神韵”就是指诗的意境和意境美。“神韵”的特点：一、取境很广,“蕴藉风流,包含万物”;二、“神韵”的表现形态是“大音希声”。渔洋论诗于风格并非唯宗“冲淡、清远”,而是兼取豪放、雄健。渔洋的诗风宗尚并非唯及王、孟、韦、柳,而是首先推崇李、杜、韩、苏,其对豪雄之风的推赏甚至在对清远之格的喜爱之上。渔洋诗作熔裁各家,自铸丽词,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神韵说”在丰富完善中国古典诗学意境派诗论上尤有贡献     

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

在厘清了"神韵"的语源及作为诗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后,王渔洋的"神韵"说面临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王渔洋及其他诗论家是如何运用"神韵"概念并逐渐形成理论默契的;从艺术史的角度看,"神韵"具有什么样的艺术倾向。通过广泛考察后世批评家的用例,文章认为"神韵"只是与短诗和风景有关的审美概念。由王渔洋诗学的基本观念来考察"神韵",可以发现它具有呈示动机的偶然性、呈示方式的直观性、呈示对象的瞬间性、呈示特征的模糊性等特征。其相对应的审美反应则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直觉的而非理性的,富有特征的而非全面的,有距离感的而非清晰逼真的。这种艺术特征,与艺术史上的印象主义有着本质上的相通,将两者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照、比较,更容易看清神韵诗学的旨趣。     

袁枚的文学观

袁枚的文学观（日本）横田辉俊译者：乔力一王渔洋（１６２４一１７１１）在清初主张“神韵”，倡导宋诗，同时沈德潜（１６７３一１７６９）主张“格调”，倡导汉魏盛唐。但是沈德潜没有批判王渔洋。钱谦益（１５８２一１６６４）排斥明格调派诗人（李梦阳，何景明，李攀...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王士禃、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禃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刨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禃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旗,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王士祯、赵执信关系考辨

王士祯、赵执信关系考辨彭玉平考察文人间的关系,不啻为了解当时的文学实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清代的王士祯和赵执信就为我们的这种考察提供了一个机会。王渔洋和赵执信之间的关系,因赵著《谈龙录》一书而由若隐若现渐趋明朗。赵执信在序中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与王...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王渔洋与“神韵说”

<正> 一、“神韵”——诗歌的高境界对于清初著名诗人、诗论家王渔洋的“神韵说”,批评家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神韵说作为一种论诗主张,指的是一种意境,是诗家孜孜以求的一种高境界。在渔洋眼里,它是诗的极至。它既不同于诗人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个简单的流派问题。神韵说适宜于任何体裁、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诗,也就是说,追求神韵是普遍的,不应该把它局限于一品一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当代学术史视域中的严羽研究——以郭绍虞为中心

在我国当代严羽研究史上,郭绍虞有"当代国内严羽研究第一人"之誉。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对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及其对明清诗论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揭示了严羽诗论的渊源所自及明代前后七子之格调说、清代王渔洋之神韵说与严羽诗论的内在联系;二是校释《沧浪诗话》,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版本";三是对构建严羽诗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现代阐释,自成一家之言。     

论王渔洋的自然美艺术观

风狂雨暴后的静穆王渔洋的一生处于由风狂雨暴转而为初步安定的时代。在这一位对大自然极为敏感的诗人眼中,他看到了旧国青山,寒禽衰草,看到了山山水水、悲欢离合的人事沧桑,有感于明代南都白门的旧院风流已经成为往事。他的多感的心灵是有颤动的。然而,由于清朝的统治毕竟已趋稳定了,而况康熙帝又确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安抚民生的措施,这就不能不使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