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何曾奔吴立国

太伯、仲雍奔吴这件史事,实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的越的先人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一般无稽,顶多见之于民间传说或稗官野史,不足信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太伯、仲雍离开周族“老家”,远徙异土,确有其事。然并非揣摩父亲古公亶父(太王)的心意,打算立老三季历(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而是另有原因。太伯兄弟之窜,是避祸,并非让贤。“让”国云云,实在太多沾染了后来儒家的理想色彩,如孔丘所言:“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就是这位老夫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请     

西施与萧山

萧山古称余暨,清张文枫《螺江日记》中说:“萧山旧名余暨,以夏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越,而萧山适当越西尽处,故秦分郡县谓之余暨。”县南二十五里有苎萝山,山下有苎萝村,村中有西施宅。春秋时期越国美女夷光(西施名叫夷光),就出在这     

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关于海西、海西江和海西女真

海西之名,起于元代。《元史·世祖本纪九》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女真之地,置海西辽东道”,并置海西辽东道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真、水达达部”。这是以地域而划分居民的名称,即所谓“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     

《诗经》爱情诗探赏(三)

《诗经·齐风·东方之日》欣赏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东方之日》,古序曰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子非之,改为淫奔者自作。其实这纯粹是一篇男女恋爱之诗。那有什么君臣之关系呢?这首短篇小章,是一个男子自述其在恋爱中和情人的暗昧之私。诗章之法,两章叠咏。每章五句,十句换了三个字,而基本意思未变,亦衡水仲达所谓“重章共述一事”也。     

“句践”考略

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

禁忌是一种民俗事象。所谓“禁忌”,我国古籍早有记载,如论述秦汉以前各种礼仪制度的儒家经典《礼记·曲礼》即载：“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中的“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大概是“禁忌”...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姓名 ,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 ?《礼记》言 :“名者 ,人治之大也 ,可无慎乎 ?”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 ,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 ,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 ,而中国古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 ,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曰 :“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疾 ,不以牲畜 ,不以器帛” ,所以如此者 ,诚如《左传》之言 :“以免以国废名 ,以官废职 ,以山川废主 ,以牲畜废祀 ,以器帛废礼。”姓氏者人伦之纪 ,文明之根也《广雅·释亲》曰 :“姓 ,子也。”王念孙疏证 :“姓者…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水

《孟子·离娄下》载: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这一段落的描述并不孤立,孔子把水视之为理解人类行为准则的方法而对之兴味盎然,这点是有大量史实为据的。《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夜。’”(《子罕》)他还讲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而且,据《孟     

恕──现代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

“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古人历来将恕视为美德。如汉代的董仲舒曾说：“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春秋繁露·俞序》先哲们认为恕是孔子仁学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7’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论语·里仁》恕德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另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员公》。恕，作为为人之则，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道德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也是现代人际交往…     

释hua

金文的“■”字,目前尚不能确识。 《说文》:“■,击踝也。”这解释乍一看颇为荒诞不经,因此为诸家所不取。我看《说文》的说法不可轻易抛弃。 第一、“■”与踝有关。 《麦尊》有这样一句话:“侯易者■臣二百家剂。”“易”是“锡”字,即 “赐”。“侯”指井侯。“侯赐”,就是井侯受赐于王的意思。“剂”:券书。 《周礼·天官·小宰》:“听买卖以质剂。”注:“质剂,谓两书一礼,同而别之,长日质,短曰剂,今之券书也。”“者”字,郭沫若认为是“赭”字,“■”是“踝跣之臣”①。“者”是“赭”,这一说法甚确;“■”释成“踝跣之臣”,这一说法…     

茅盾致黄萍荪的信

萍荪先生:惠书敬悉。《越风》亦已收到多期,谢谢。所以至今未有拙稿奉政者,初因人懒事冗,继则屡读《越风》,拜佩之余,自觉素所习惯之劣作似皆不合《越风》之体裁,遂不敢下笔。承示以小品文可充篇幅,然弟所写之所谓小品文者,类皆空洞,无关掌故,《越风》中忽见此种文字,未免不伦不类。久久无以报命,原因不过如此。说来可笑,然而弟则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理性的倾斜——小说中的“荒诞”刍议

<正>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不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训》如果说荒诞就是所谓“不合情理”、“不合逻辑”,那么与其说荒诞是一种客观现象,毋宁说它是一种主体感觉,因为客观现象本身是无所谓“情理”、“逻辑”、“荒诞”的,所有这些都只能发生在特定的     

会稽涂山考

会稽涂山考朱元桂朱元桂，男，１９４３年生，绍兴市文联主席。《尚书·夏书》说禹“娶于徐山”，《春秋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关于禹与涂山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涂山是禹娶妻之地还是会诸侯...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奉化江与余姚江会合处的市江两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沿海贸易港。据古史记载,明州一带原为夏禹第五代孙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的封地,称“甬句东”,在夏、商、周三代均为越族活动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在明州一带正式建立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但当时这三县的治所均不在今宁波市城区内。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才第一次在“三江口”(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会合处,今宁波市城区内)筑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称篠墙”。不过刘牢之所筑之城,     

吴越先民原始宗教简述

吴、越先民的精神信仰,明显地保留着氏族社会蒙昧野蛮状态图腾崇拜的遗俗。《尹文子》、《韩非子》、《越绝书》等文献都记载着越王勾践礼敬青蛙的故事,《尹文子·大道上》说:“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娃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在越人那里,青蛙为什么具有如此神奇的效用? 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华夏族文人来说,也是颇有些离奇而难以索解的。近代以来民族学、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为我们揭破“越王敬蛙”之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越王敬蛙”的传说,恰恰透露了古代越人及其祖先图腾崇拜的历史之真像。在蒙昧野蛮的远古社会,人类的祖先受一种虚幻的、超越自然力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的每个氏族都与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有亲属或其他关系,先民们感到这些动物或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与本氏族的兴衰繁荣有     

扶风是班固的故乡

长期以来,人们受范晔《后汉书·班彪传》的影响,都认为班固（班彪之子）的故乡在汉扶风安陵,即今咸阳市东北。徐兴海教授等人数度实地考察咸阳、扶风两地后一致认为：班固的故里应在今扶风县,而不在咸阳市东北。因为扶风不仅有班固墓,而且还有很多有关班固及班氏家族的遗迹和传说,而所谓的班固故里“咸阳东北”一带任何历史遗存也没有。     

周易的来源

研究《周易》,自古称难。这部书从书名到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于“术数略”载:“周易三十八卷”。许多人认为《周易》的“周”是指周人,然而,郑康成早即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辞传》可称为早,其亦谈到《易》之为书也“难知”。求象者,易无达象;论德者,附会儒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传说,是古人难于《易》的绝顶之论。“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古代研究者如此叹难。除了《周易》本身之难解和文献资料不足以外,主要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