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     

“通变”卮言

从《周易·系辞》到《文心雕龙》,相同的是“通变”这一范畴本身的构成要素和层次关系,不同的则是由哲学而文学的施用之转,进至由文学理论而文学批评的点面之合.就其中之“面”言,在于《文心》全书之于齐梁前文学变迁的论述当中.就其中之“点”言,则是以“通变”之“变”为核心的“一体”和以“变且通”和“通其变”为隐、显的“两翼”;复次合之为“一体”,新的“两翼”便是“通变的创作论”和“通变的文学史观”.侧重虽不尽相同,核心却只有一个,即“能通之变”的最终落实.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论刘勰通变观在“文之枢纽”中的体现

"通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然而少有从"文之枢纽"的角度,对其展开研讨。本文立足于《文心雕龙》的论述,对"文之枢纽"中的通变理论进行研讨,以期更深入地把握刘勰通变观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毛泽东“民主手段论”辨析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有关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论述,被有的研究者冠之以“民主手段论”,这实际上存在脱离语境、特定指称对象和历史背景之嫌。事实上,毛泽东《正处》一文的相关论述涵盖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两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关于作为目的的民主和作为手段的民主,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辩证统一外,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为界,也存在前后各有侧重的差异。建国后毛泽东侧重强调民主作为手段的一面,既有理论缘由,也有实践参考和特殊的现实关怀。     

毛泽东在“多事之秋”的沉着应对与 理论思考——纪念“一论”“再论”发表六十周年

毛泽东认为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动荡。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他主导《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社论,表达了中共对待个人崇拜的正确态度,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老子的道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活动年代、思想流传的形式上相似,道的规定性和“四因说”的规定性相当。老子的道论的理论性质大约相当于亚里士的德的“四因说”,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四因说”有重大区别。在对道的规定性的表达方式上,则和《金刚经》相似,体现了东方人共同的思维特征。     

毛泽东：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成熟

尽管毛泽东关干“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全部来源于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但是，那种认为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必然受到实证主义、二元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判断，则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从“通变”的视角来解读辩证唯物主义的，并从经典的中国经验中获得灵感。在这一解读过程中，一种中国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产生，这就是具有独特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更接近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干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与“通变”相互关联的反映论观念，是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译化语言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强调围绕本国国情、面对建设实践而积极创新,是对“第一次结合”的总结借鉴和必然延续。它的运用确立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原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探寻发展道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经学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影响

刘勰从“通变”和“时序”两方面研究：艾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构成了《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理论框架。“通变”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此为文学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时序”即时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是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刘勰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因素的探索,都受经学的思想影响。     

朱生豪翻译的“神韵说”与中国古代诗学

朱生豪的翻译理念"神韵说"凝聚了朱生豪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其来源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朱生豪的翻译理念集中表现于其翻译实践之中,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中,他将神韵体现为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的话语,从中西意象、话语的对应翻译与原文意趣的把握中,以中国明清两代影响极大的诗学"神韵说"为理论根源,在翻译实践中加以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论传统小说文体在民初的通变

古体小说在民初呈繁荣之势。笔记体小说大多沿随笔杂录与讲求实录的固有轨辙前行,部分作品出现与传奇体合流的趋向;稗官故事类和野史笔记类作品居于主流,具有消遣与补史功能。尊体意识下的传奇体小说以婚恋、侠义、神怪题材为主,讲求辞章结构,追求诗意美;破体意识下的作品拓展了新内涵,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和诗化、心理化特征。话本体小说以说话虚拟情境演述社会万象,充满世俗性、娱乐性和民间性;体式上变异很大,其抒情、评判的个人化与新体白话短篇小说日渐趋同,“说话人”隐形成为必然。白话章回体小说面向市民写作,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在语言、题材、适应报刊及类型化等方面呈现新变;文言章回体分诗骈化与古文化两类,其文体风格与主题题材相得益彰,变白话章回体的情节中心为写人中心。在遭到“五四”新文学家批判后,诸种古体小说或黯然退场,或顶风坚守。历史证明,民初古体小说的守正出新为避免与阻挡中国小说文体的“全盘西化”起到过重要作用。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文化决定论思想

毛泽东继承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精神作用的传统观念 ,接受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精神文化决定论的思想特点。他提倡“开民智”说和“立志”说。他认为可以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 ,树立“真志” ,达到“新民”的目的 ,新民产生了 ,就可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这种思想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涤荡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的时代要求 ,然而 ,它仍旧是头脚倒立的唯心史观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论况周颐的“静境”说

在《蕙风词话》及相关的论述中,词境是况周颐经常提到的问题。认为静境是词中很重要的境界,也是词的最高境界穆境的重要特征,常常以此作为词学的批评标准。况周颐强调的静境,一种是审美状态,一种是审美境界。静境的创造可以从内心及作品两方面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