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学习《十四年的“读经”》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批孔和反尊孔斗争的英勇旗手。在他的战斗一生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与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也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孟之道。他自己曾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写在<坟>后面》)“几乎读过十三经”,因此,对它的反动作用也了解得最为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化的特点

作者在本刊九○年第三期上发表了《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化的形成》一文,阐发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化的出现和形成,从“父权制”产生到“子袭父位”的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西汉王朝在思想上强化君权意识,用“移孝于君”、“孝忠一体”将家和国在更深层次上联在一起。自西汉至清末,家国一体化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遵循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论孔子及其后儒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分疏与转换

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其家庭伦理思想历经各代后儒的歪曲与推衍,偏离了孔子思想的本真,从“夫妇有别”到“夫为妻纲”;从“父慈子孝”到“父为子纲”;从“兄友弟悌”到“君为臣纲”,最终成为纳入封建网络中的残酷的僵死的封建教条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张载的“经世”思想

多数研究者把张栽关学研究归结为“实学”,实际上,张载与同时代的王安石、二程等人的思想都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即,讲求“经世”的作风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张载与王安石等人的“经世”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期望从社会基层秩序的重建,以挽救政府的危机;后者则倚赖“君权”来领导社会。前者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后者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人从《周礼》中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王安石则从《尚书》〈洪范〉篇中发展了“君权”观念。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内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个人主义话语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性内涵.与晚清思想家们不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家族制度,“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成为继“君为臣纲”后阻碍个人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在批判家族制度时,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火力集中在“孝”这一观念上,因为他们发现古代传统孝道的核心观念是“顺从”,而这种“顺从”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人格的养成.个人主义话语与封建家族制度的对抗使它在“五四”时代具有了不同于清末的现代性品质.     

天下·天子·天理：论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

宋代院体画作为皇家扶持的绘画类型,其主题围绕“天下”“天子”和“天理”形成不同的维度;宋代院体山水画形成“山水-庙堂”的天下结构关系,其主题从“天人关系”的表象隐喻地指向“天下”;宋代院体人物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子”,这一主题指向从“君与民”“君与臣”“君与君”三个层面展开;宋代院体花鸟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或“天理”,通过“以物观物”和“观之以理”的方式呈现。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对应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安藤昌益的乌托邦思想及其评述

安藤昌益是日本江户时代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构想了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平等主义的“万人直耕”型的生产社会。他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结构本身，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嘲弄历史 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历史反党,罪恶滔天。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古为今用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对于“四人帮”的这一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一、利用批林批孔,鼓吹抓“大儒”,抓“党内的儒”,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和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猖獗起来的。一九七四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批林批孔。就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四人帮”赤膊上阵,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