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涝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与绿地格局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影响下,城市内涝频发,由于各大城市中心城区开发强度高,不透水面积比重大,地下管网复杂,正在面临严峻的雨洪问题,需要充分挖掘内涝分布特征和规律,以新的视角和思路寻找有利于缓解内涝的途径。绿地作为透水面,可下渗和存蓄雨水,并协助分担管网的排水压力,而中心城区绿地面积有限,需通过优化其分布格局来提高缓解内涝的能力。本文选取内涝问题相对严重的八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积水点数据分析内涝分布特征,通过聚合度（AI）、连接度（CONNECT）等9个景观格局指数来反映绿地分布格局,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方法,Fragstats移动窗口法,统计学分析方法,探究更有利于缓解内涝的绿地格局。结果表明：城市积水点呈聚集分布,且集中分布在主城区内;积水多发生在道路沿线,并且未能排入两侧绿地内;绿地斑块密度和连接度指数的增加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调蓄雨洪的作用。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城市生态格局修复——以太原市城六区为例

近年来,快速城市化使得城市生态系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亟待一个平衡。所以生态格局的构建对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同时也是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文中以太原市城六区生态修复实践为例,通过生态特征与问题识别、生态敏感性分析以及生态干扰度分析,得出生态风险评价结果,阐述融合生态本底、生态过程构建生态格局从而划分生态空间控制线的技术路线与基本方法。     

基于"源—流—汇"指数分析的天津市中心城区生态韧性评价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韧性城市发展间的耦合诉求,提出"源—流—汇"三维生态韧性评价方法,并使用2005—2017年天津市TM/ETM+影像和ASTER GDEM数据,通过韧性源识别、生态足迹核算及最小累积阻力模拟分别对三种韧性指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源—流—汇"生态韧性评价法能有效测度城市的韧性强度,三种韧性指标的组合共同决定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稳定性;天津市中心城区各组团韧性强度空间分布不均,三项指数对城市整体生态韧性水平的影响各异,其中韧性源指数是生态安全阈值划定的条件,应保持在1.5Ts2的范围内;韧性流指数是城市形态弹性调节的标准;韧性汇指数是城市空间安全扩展的瓶颈,T_d0.35下的增量建设会突破生态环境容量;并借此提出天津市生态韧性提升策略。     

新时期“海绵城市”设计的技术途径与主要问题——以大都市武汉为例

新时期,我国把"构建生态廊道,保护恢复湿地,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生态、智慧城镇建设理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武汉市作为国内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智慧海绵生态体系,控制城市"热岛",解决内涝困扰,化解雨灾洪涝。研究从海绵城市建设与雨洪管理入手,就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地域气候和地理环境特点,结合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活用"LID",提出"PPP+",探求武汉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新途径。     

广州市快速城市化区的水塘景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水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常见及分布广泛、且起着极其重要环境与生态作用的城市景观。近20年来广州市的城市水塘因城市快速发展、人类密集活动而大量缩小或消失。本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研究区,解译、比对1995年和2013年两期遥感影像的水塘,用景观生态学方法探讨城市化过程下水塘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水塘数量和面积分别减少了41%和34%,较大面积水塘因数量减少和面积缩减转变为较小面积水塘;(2)五种景观指数的数值变化表明水塘呈小聚集、大离散变化趋势,其几何形状趋于简单及规整。水塘变化剧烈程度自南向北减缓,其变化与趋势和天河区城市化过程与方向一致;(3)消减水塘集中分布在海拔40m以下、距离最近道路1km以内、中、低城市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小于8000人/km~2的区域。其消减比例随海拔升高而减小,随其到最近道路距离的增加而减小,随人口密度增大而增加。地形、路网和交通、城市建设、人口增长是天河区城市水体变化的影响因素。     

以提升生态功能为导向的城市绿道系统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天府绿道为例

对绿道规划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景观生态学、城乡规划学以及风景园林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在现有对绿道规划研究过程及成果中,重点聚焦于对绿道的历史及发展、旅游及休憩功能以及绿道使用者行为与需求的分析,对于绿道对城市生态功能的影响关注较少。当前,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开发建设活动使得城市的生态本底不断破碎化,进而导致城市的生态功能退化严重;城市绿道是重塑城市生态本底,提升城市生态功能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成都市为例,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技术方法,以城市发展导向变更的时间段为节点,分别从2000年、2008年以及2016年对成都市的生态本底进行定量分析。提出以提升生态功能为导向的绿道规划方法,探索构建同步提升城市美观与生态服务功能的规划路径,其研究结论对于综合型、多目标、市域尺度的绿道系统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生境生态系统规划——生态规划的一种途径

当前生态规划中,主要倚重"千层饼"生态适宜性区划和"廊道—斑块—基质"景观生态格局构建这两种方法,所建立的生态空间或局限于城市不可能发展的区域,或以不确定的迁移廊道联系景观斑块,其最大缺失是缺乏对生态过程的深层理解与预测。针对该问题,本文通过剖析不同时期生态规划思想方法对生态本体的认知广度和深度的缺失与不足,尝试拓展对生态本体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扎根于对生境这一具有"生物群落"邻里概念、能作为生态系统基本空间单元的生态本体的认知,提出以"结构控制"生境网络为手段的生境生态系统规划方法。     

成渝城市群区域轨道交通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时空演化

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作为城际交通运输系统中的主要基础设施,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以区域轨道交通客运车流组织联系为切入点,从中心性、脆弱度、子群分布、通达性格局四个方面出发,对成渝城市群轨道交通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和演化进行了认知。结果表明:一、中心性,轨道交通网络密度达到历史最低值,网络化空间格局初步显现,城市资源控制力分层明显;二、脆弱度,轨道交通网络脆弱度各时期不稳定起伏,至2014年,网络稳定性达到最强;三、子群分布,不同时期的轨道交通网络城市子群分布特征存在差异,已初步形成成德绵乐城市带、渝东南和重庆大都市区三大紧密联系的城市子群;四、通达性格局,网络连通性能、扩展潜力和整体交通可达性达到历史最优水平,可达性居首位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经历了"荣昌—内江—资阳—重庆主城—潼南"的动态演化过程;五、阶段划分,成渝城市群区域轨道交通发展可分为稳步建设、完善优化、扩展延伸和网络化四个阶段。     

基于多源遥感的城市生态用地识别及生态风险评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城市生态空间正处于剧烈变化中。大量具有生态价值和服务功能的土地不断被侵占,以满足暂时的城市建设需求。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生态用地的"消失",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区域生态平衡,给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广州作为华南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土地利用变化频繁,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因此,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利用监督分类法与综合指数法相综合的复合提取方案对2016年广州生态用地进行空间识别,掌握广州市生态用地存量现状。同时,借助生态风险小区和生态风险等景观指数对广州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广州市生态风险呈现明显的多核圈层结构,由多核心的中心向外部逐渐降低。     

菜鸟驿站空间分布与城市发展关系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本文基于东莞市菜鸟驿站的POI数据,借助ArcGIS软件,探究其社会经济信息以及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利用SPS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城市人口数与企业数对驿站布局的影响并建立了菜鸟驿站预测城市人口数量的基本公式。结果显示:一、东莞市中97%的菜鸟驿站依托于商店,美宜佳便利店为其主要合作方,依托方与驿站间具有互利共生的关系。社区、企业为驿站主要服务对象。布点遵循就近原则,80%的网点在距服务对象70?m以内;二、菜鸟驿站分布呈现与城市形态一致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多核心模式,以镇街为单位形成小范围集中,各中心地间相隔较远,冷热区整体呈现伞状分布;三、菜鸟驿站数与常住人口和工商企业个体数具有正比例关系,可作为探测城市增长与社会经济变迁的灵敏探针。通过对物流终端菜鸟驿站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对我国城市服务性设施的合理规划布局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同时可为研究和预测未来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