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秀拉·勒·魁恩《被放逐者》的乌托邦世界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被放逐者>是一部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首先,从"含混"的乌托邦角度,在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主流意识的乌托邦社会中,再现了理想主义和人性的冲突、默许的政治权力与个体的创造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含混"的社会地位和结构下完美乌托邦蓝图的脆弱.其次,在政治视野中,乌托邦的激进思想、个人痛苦、政见纷争、军事对抗、群众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政治实践使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设想.最后,从乌托邦的真实根基方面,作家所追寻的是一种现实世界之上的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它代表了自由主义美国梦的乌托邦社会:最小化的政府,个人自由,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生产及消费.这就是勒·魁恩的乌托邦世界,它与任何"完美性"相去甚远.作家只是将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反思,揭示作家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黑暗的左手》和《新夏娃的激情》中的性别解读

伴随人类追求性别意识真理性和理想人格模式的过程,"双性同体"这一思想在现代回归中成为诸多学者重视和探讨的对象,涉及神话、宗教、医学、文学和人类学等不同领域,既隐含着人类对于两性问题的困惑和焦虑,又表达着他们对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的期盼。"双性同体"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彰显,更是体现了人类关注自身问题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一直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所关注。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和美国后现代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黑暗的左手》两部作品中的"双性同体"观是对后现代女性乌托邦作品对社会性别的很好解读。     

虚幻·诱惑·拯救——论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构筑了以异国地域为背景的乌托邦世界,作家并非要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欣羡,而是仅仅将异国文化作为参照物,幻想通过香格里拉这个乌托邦世界来拯救西方现实世界。运用比较文学形象理论分析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不但可以利用"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对增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有积极意义。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     

构建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下《她乡》中的她者世界

《她乡》是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名作。作家通过运用男性视角,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从而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她者的世界,对现实社会具有进步的启发意义。     

"界限"的政治——论《使女的故事》中的"界限"主题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获奖作品《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批判社会现实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界限":阶级界限、性别界限、地理界限、身体界限、心理界限、感情界限等,这些"界限"在小说的不同部分反复出现。基列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着"界限"的政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包括"界限"的确立、维护、遵守和颠覆等。对"界限"的政治的敏锐洞察力使作家成功地塑造了反乌托邦基列国和它的受难者,表现了她对人类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关注和忧虑。     

完美的边界:乌托邦政治内涵分析

乌托邦描绘了一个理想蓝图,这是对未来完美世俗社会的设计,意味着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否定、超越和挑战.乌托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人有理性、诸善共容、普遍主义的整体价值观.乌托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其对未来美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现存社会政治状况的批判,但乌托邦因其科学理论基础的缺失而成为一种想象而非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不能被现实化的,它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与政治现实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从奥米勒斯出走的人》:在消费的狂欢中沉沦

美国当代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小说《从奥米勒斯出走的人》叙写了发生在现代城市奥米勒斯的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事件:市民庆祝夏节的狂欢,被囚禁于地下室孩子的悲惨,以及少数市民最后因无法忍受的痛苦而离城出走。而每一事件均与美国社会的现代消费有着密切关联,消费的盛行使社会呈现出狂欢与悲惨并置的悖论现实,对消费的沉迷使市民的同情心缺失,道德失衡,价值沦丧,现代政治的悖谬也因此彰显。     

《小说理论》中的乌托邦展望

小说作为现代艺术形式,是在疏离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回归总体性的积极尝试。因为在现代世界中,“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间”的脱节是对乌托邦幻灭的真实写照。而在卢卡奇那里,乌托邦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体现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维度,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目标是人所无法到达的存在状态。这一超越本身就蕴含着理想与现实、未来与现存的巨大反差。在《小说理论》的最后,卢卡奇试图突破时间的界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找一种乌托邦世界的可能性,以此表达一种回归总体性的渴望。     

周中明教授所著《〈红楼梦〉——迷人的世界》出版

<正> 我校中文系周中明教授的著作——《〈红楼梦〉——迷人的世界》,已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该书对美国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所主张的《红楼梦》“两个世界”说(现实世界和以大观园为代表的理想世界)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红楼梦》“既不是现实世界的照相式的反映,也不是理想世界的乌托邦式的寄托,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亲睹亲闻’的基础上,熔铸着作家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幻灭和悲哀,饱含着作家血泪感情所进行的伟大的艺术创造;它是丰富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由作家独创的迷人     

埃特那的诱惑——恩培多克勒思想中的自然与信念

关于恩培多克勒跃身火山的传闻，后世诗人们尝试从内在困境或外部冲突阐释其动机，这类解读因诗人的个人气质或时代特征而可能造成某种误读。通过阅读和关注恩培多克勒的残篇及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可以深入了解恩培多克勒看似矛盾的思想和生活世界，理解在他身上哲学与宗教、沉思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冲突与融洽，以及由此反映的哲人的内在独立性和完满自由。这意味着，他与自然交融的行动，是其对自然之发现的另一种表达，是要以此确证其对变化或循环之确定性的信念，是追求确定性的形而上学激情的结果。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中的中国“他者”形象

长久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时好时坏,时而是理想化的乌托邦,时而是妖魔化的人间地狱,但它一直都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出现在西方文学中.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在其《世界公民》中,把文化想象投射到中国,言说自我、批评时弊、影响读者、改造社会.他通过利用这个有着开明的政治、合理近情道德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批判、反思英国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及社会风尚等.     

“意义” 的建构——儒家乌托邦的特点及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功能

儒家乌托邦经历了两个形态的演变。_“文本中的乌托邦_”类似西方的蓝图-偶像崇拜式乌托邦，_“语境中的乌托邦_”则逐渐淡化了社会蓝图规划以及弥赛亚式偶像崇拜的经验内容，消解了转向社会运动可行性，抽象化为近似布洛赫式的超验乌托邦，从而在现实政治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为质疑、反思现实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朝国家的属性，使之在_“私天下_”之外有了一定公共性、自主性以及自我调节机制。考察儒家乌托邦的这种历史演变轨迹及其政治功能，或许有助于拿捏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提升人类的政治智慧。     

不愿捉迷藏的人——论伯尔的美学思想

海因里希·伯尔是后战争时代德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把重建人性和拯救被毒化的德语视为战后德国文学的重要任务.他所追求的“人道美学”,始终坚持人性与诗性的结合;他的“语言道德”之说,强调政治、伦理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密切相关.作为“介入文学”的作家,他反对作家对社会漠不关心,同现实玩捉迷藏游戏.他认为作家要听从自己的良知,让语言成为冲破现实表象的工具,使作品成为自由的最后堡垒.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激情、幽默和讽刺,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协调.在他看来,“事实”永远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需要借助想象来创造“自己的现实”.     

尴尬的女权主义作家——贝弗利·法默小说中的女权主义解读

贝弗利·法默的女权主义作家的身份一直受到争议.法默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被动、弱小似乎与女权运动提倡的妇女解放格格不入,法默自己也不认为她的写作在宣扬女权主义观点.但法默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被观察的客体,而是观察的主体.法默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和男性,探索女性内心的情感,寻找女性的性别身份,反映女性受到的压迫.这种写作方式在女权意识蓬勃发展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法默的作品正是女权运动的成果的反映.     

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历程

《乌拉尼亚》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小说不断地述说着反抗现代文明社会、追求原始生活状态的主题,对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坎波斯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小说描述了现代文明对自然原始社会的侵犯,坎波斯的居民被迫迁移,寻找出路,由此经历了一个从"发现身份"到"迷失身份",再到"寻找身份"的过程。     

女性·自然——结合林白的小说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女性与自然的链接,应该归功于“生态女权主义”的崛起。正如生态女权主义一词所示,生态批评代表着激进的生态主义运动或者如人们所称的“深层生态”和女权主义的结合。文章试图在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林白的作品,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从深层生态的“自我”来审视女性与自然;二是从女权主义的身体写作来审视女性与自然;最后是从整体上审视女性、社会、自然三者形成的生态系统。     

镶嵌·纠偏·复归：思想政治教育“重返”社会的逻辑理路

与社会疏离造成的政治性对社会性的遮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风险的突出问题。而社会性的觉醒不断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要感知社会、回应社会、建构社会,并催促其在省思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返”社会,以消除“脱嵌”于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失联”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应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获取复嵌入社会结构的“双重赋权”,扎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在树立科学社会观的基础上,架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观念衔接;通过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网,打通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思想联结,构建共同精神家园。     

《恩狄弥翁》中的亚世界研究

运用建基于文本世界之上的亚世界相关理论来阐析济慈早年力作《恩狄弥翁》可清晰发现：诗人通过构建美轮美奂的文本世界及其中所蕴含的诸多亚世界,引领读者游牧式地迂回于诸种或整或残或真或梦的绮丽世界,并最终将本该存于意识图景层的亚世界直接植入现实话语世界,由此以与理性现实相颠倒的幻梦形式完美呈现社会“并不真实存在”的“乌托邦”,并在其中全面深刻思考工业文明及其附带问题、理性与非理性关系、想象的本质与功用等.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