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政府如何保护民族经济?

中国"入世"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民族经济的保护,相反,"入世"以后,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民族经济的整体性保护.具体来说,从宏观上,运用宏观资源战略对民族经济进行战略性保护.从产业层面上,运用政策性手段对民族经济进行策略性保护.从企业层面上看,要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框架,对民族经济进行战术性保护.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思考

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法律依据的同时,也给民族地区在此领域的立法带来了挑战.我国在完善民族地方相关立法时应注重与上位法的衔接与在立法目的、立法原则等实质上的统一性,同时也要为民族地方的立法留下余地.要贯彻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立法指导思想,确保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还要注重促进民众的公共参与与利益表达.     

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立法初探

生态环境立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人类赖于生存的环境,将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智的选择.文章分析了影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因素,从法理角度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了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原则.     

论民族文化遗产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立法保护

文物不能再造,传统文化不能再生,保护好文物,研究和整理好民族文化资源,创造西部新的民族文化是一项利在当前,功在千秋的事业,对凝聚众多民族文化遗产的西部地区而言,也是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本文从立法保护的制高点人手,分析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容、保护的意义以及立法保护的内容,旨在呼吁依法治理的重要,善良地企盼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要出现丧失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遗憾.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的法理思考

文章从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现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立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法理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法律保障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民族产业法律保护

国家经济实力主要体现为民族产业的实力,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对民族产业进行保护也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国家发展权原则及公平互利原则的要求和体现.我国目前保护民族产业的法律手段还是相当不完善,尤其是反倾销法、产业政策法、反垄断法都存在缺陷和漏洞.需要健全相关立法,强化执法,保护民族产业发展.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

立法保护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实现的基础.我国法律已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初步奠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障的基础.但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     

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在统一巴蜀前后与巴蜀民族始终发展着不同的关系。统一之前 ,秦国与巴、蜀两国虽说很友好 ,却存在领土争夺与统一对方的问题 :秦国为从蜀国收复失地而暗中努力 ,巴国依附于秦国 ;统一之初 ,秦在两地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策 ;30年后 ,秦国完全废除了蜀侯在蜀地的统治 ,直接统治蜀地 ;在巴地 ,秦国仍然施行“蛮夷君长”制。这与两地民族之历史、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秦国的做法为后代王朝整合、统治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树立了典范。     

地方商标战略及其制度完善——以《湖北省著名商标认定与促进条例》的制定为例

地方商标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城市知名度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地方商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的框架内进行.目前,地方立法对著名商标具体保护的规定一般都出现了超越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水平的现象,并存在着"认定的性质不清"和"立法的目的不明"这两个主要问题.应充分调动地方立法资源,积极促进商标战略,将对著名商标的地方立法从"特殊保护"转变到"强化促进"上来.     

中国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制度的重构

管辖权分配是跨界破产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国际社会已在此方面取得一定立法成就,并在理论基础、破产模式和管辖权标准等方面呈现出趋同化.中国当前并没有针对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的专门立法,而是"比照"国内破产"将就"适用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条对破产管辖权的一般规定,在破产模式、管辖权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无法与中国作为资本引进大国和新兴资本输出大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对此,可以参考国际社会在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从立法体系、破产模式、管辖权标准等方面,重构我国的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制度,以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跨界破产合作,进而充分保护中国债务人和中国本地债权人的破产权益.     

试论对民族自治地方公民的特殊法律保护

2005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自治权及其发展和保护进行了总结。笔者结合白皮书的新精神,论述了我国在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婚姻和生育、刑事立法等诸多问题上对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法律保护。     

功能主导型立法观的确立与作用——基于人权保护和公权力的限制

在当下中国转型时期,司法中对于"良法"的追求,实际上是在探寻如何完善立法的问题。形式主导型立法与功能主导型立法,两者在思想渊源、立法形式、认识论与价值论以及对后期法学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受时代的影响,现代国家立法正发生着实用主义转型,基于人权保护和制约公权的需要,逐步从侧重完善法律形式转向兼顾法的适用功能,从单纯注重立法的形式规范性特征向注重立法的实质正义与社会需求转变。这种实用主义的立法思潮对中国的法治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立法对人权的保护、对民间法入法的重视以及立法方法论自身的发展。     

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

《商君书·徕民》是战国晚期比较特殊的作品.作者对秦国"百战百胜"却克服不了"三晋"敌人感到疑惑.基于对新的人口、经济、军事条件的理解,作者对《商君书》早期篇章的建议做出了彻底调整.他主张采取"人口战争"的策略,以改变秦国与"三晋"的人口不平衡状态.《徕民》篇的革新思想体现了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著作权法保护的重要客体,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立法保护是一种需要,也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特征出发,引出对其法律特征的初步认识;接着论述了各国对其立法保护层次的多元性和保护现状体现出的灵活性;最后分析了我国的保护状况和对其立法保护的必要性,阐述了笔者对其进行立法保护的建议。     

论我国民族商标品牌的法律保护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拥有中国民族商标品牌的商品也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为了保护我国宝贵的民族商标品牌资源,我国企业应当审时度势,加紧民族商标的海外注册,运用多种有利的法律规则保护我国民族商标不受侵犯;在合资企业中高度重视商标转让和许可使用问题,牢牢掌握商标权;通过立法和行政机构规制恶意收购民族商标行为;打击各种侵犯我国民族商标品牌的侵权行为。     

论WTO规则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发展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建立健全与WTO规则和我国加入WTO承诺相一致的法律体系是加入WTO后的重要任务。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应当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分析加入WTO给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中央立法保持一致,符合WTO规则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以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加入WTO与我国原产地法律规则的完善

对产品原产地的立法保护不力,使我国很多民族品牌的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本文结合WTO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原产地保护的实践问题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原产地法律规则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促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奠定了国家依法开展文化遗产行政的基础。该法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对有形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扩展到了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并意味着国家文化政策完成了从"文化革命"朝"文化保护"的方向转换。本文在评析该法出台的时代背景、立法进程、立法宗旨以及经由该法建立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将其与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及相关制度进行初步的比较法学研究,希望突显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特色和问题,并为中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和进一步改进提供必要的思路。     

一体立法与分别规制--论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之立法体例

行政性垄断是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为各国立法所禁止.但在具体规制体例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倾向于采取"统一定义、分别主体"和"概括禁止、分别列举"的立法模式,美欧等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统一立法,特别列举,一体适用"的立法模式.由于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任务的艰巨性及特殊性,中国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应当采取"一体立法、分别规制"的立法体例,即在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定义中包括行政性垄断的内容,同时在具体行为的列举上对行政性垄断做出专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