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说”质疑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把“矫枉过正”视为一条普遍规律,认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其实,“矫枉过正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极端有害的。有必要加以澄清。 “矫”者指纠正,“枉”者指弯曲。矫枉过正的原意是指把弯曲的东西扭直,结果,又歪向了另一方。比喻纠正偏差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在我国古代,对“矫枉过正”也曾作过肯定的解释。《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述:“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汉书·外戚传下》说:“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似乎“矫枉过正”是一条古今都必须共同遵循的道理。事实上,它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积淀说”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积淀说”被某些人认为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但深入研究即可发现,“积淀说”在理论上根据不足。 一、何谓积淀? 据李泽厚先生说,“积淀”这个词是他受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他给的最基本的解释是:“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从这段话看,“积淀”指的是人性产生的过程,“积淀”的意     

夏殷“直道而行说”质疑

夏、商、周三代连续直线发展,是儒家的历史观,影响至今。夏族是姒姓,"姒"字的本字是"以","以"即""。清人王引之已经指出"以"、"允"二字相通,铜器铭文也证明"以"、"允"通用。古籍所谓"允姓之奸"、狁,包括匈奴,都是姒姓,也就是夏族后裔。夏族发祥于西部渭水流域,虽然曾经扩张到东部,但并不意味着夏族一灭亡,商族才兴起。商族是子姓,发祥于东部,属于"鸟夷"。鸟夷族因以鸟为图腾而得名,在《尚书·禹贡》有两处记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族系,尧、舜、皋陶、殷人、秦人、赵人都是鸟夷族。鸟夷文明实为东亚文化的根基。殷礼以源远流长的鸟夷文化为基础,毋需以夏礼为基础。孔子在找不到殷礼以鸟夷文化为根基的情况下,轻率地以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礼作为殷礼的基石,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思想创造为线索,回溯历史虽然是常见的历史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是有局限的,运用时需要慎之又慎。     

秦桧“奸细”说质疑

秦桧“奸细”说质疑顾吉辰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     

“应用哲学”说质疑

近年来,在反思理论的命运、探寻哲学的出路时,不少同志提出要开展“应用哲学”的研究,且企图建立一个应用哲学体系。笔者认为,“应用哲学”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就“应用哲学”的内涵来看,它完全是一个哲学学问题。有的同志为了建立一个“应用哲学”体系,认为应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哲学理论和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一对关系完全是哲学学所研究的内容。哲学学是对哲学本身发展规     

“南郡备警”说质疑

在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里,有一部分是《编年记》,其中有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一条。诸家考释都把“敬”作为“警”的假借,此条就成了“南郡备警”。于是,不少研究者就说“南郡备警”反映了楚国奴隶主势力蠢动而秦在南郡准备迎击云云。我认为,此说是可商榷的。史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秦本纪》)。南郡在今湖北省江陵、安陆、云梦一带。从前278年南郡设立时起,到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已历时五十余年,这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楚国进袭南郡的事件。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十八年兵分两路攻赵,第二年灭赵,秦集中兵力南征北战取得了赫赫战功。这     

向“意志说”质疑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说”如果在解释中是不排他性的,即承认法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且也承认是非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或者,也是非统治阶级非意志的表现和非统治阶级非意志的表现,那么,我想象不出对这个命题还能有什么质疑。 如果,“意志说”是绝对排他性的,是“唯意志论”,那么,人们就很难不对这种唯意志论产生疑问。     

商代“分封”说质疑

关于商代有无“分封”,这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商代的所谓“侯国”,是商王朝对其四周“方国”进行武力征服的直接产物,名副其实的称谓应是“服国”,它同西周王朝在对其四周进行武力征服之后通过“分封”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封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分封实始自西周,商代并无分封之事。一、西周的“分封”与“封国”分封一词,源于《左传》定公四年的“分鲁公以……,封于少(?)之墟。分康叔以……,封于殷墟。分唐叔以……,封于夏墟”,指的是周初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如细加区分,分封一词的“分”字,是说受封的诸侯国是由西周中央王朝分出去的(即派生出去的),强调的是诸侯国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封建一词中的“建”字,是说由周王室派出的受封者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恶动力说”质疑

伴随着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在我国冷落多年的“恶动力说”又被重新提起。初衷是为社会开出一付济世良方。然而，其结果必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导致道德领域的混乱。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网？持肯定见解的同志大都是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恩格斯曾就黑格尔的关于恶的观点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因此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自然也就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恶动力说”问个究竟。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人性恶”角度阐述过他的道德理念，认为人先天就是恶的，如果没有恶为动力，就不会有人类及人类社会的…     

对“洪宣娇乌有说”质疑

<正> 近读《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罗尔纲先生新作《重考"洪宣娇"从何而来》.此文与以前罗先生的《世传太平天国女英雄洪宣娇是怎样来的》(三联1981版《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和罗先生在"重考"文中表彰的钟文典所作《洪宣娇》(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太平天国人物》),都是一个主题:洪宣娇是子虚乌有人物.罗先生的"重考",根据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官方印书《天兄圣旨》,否定过去流行的肖朝贵原配杨云娇死后续娶洪宣娇的传统说法,是饶有兴味的新说.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说质疑

“词类活用”问题,早在清代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一书中,就已谈及。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对“词类活用”(马氏的术语是“假借”,不是“活用”)作了较全面的揭示。嗣后,1922年陈承泽氏在他的《国文法草创》一书中,把“词类活用”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法理论,专门加以系统地论述,从而在我国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     

对“蒋干贪功”说质疑

高中语文第四册教学参考书(湖北同志编写)认为蒋干有贪功的思想,“由于他贪功的一念,使他把周瑜的‘假象’当作了‘真象’,不自觉地吞下周瑜所垂的香饵。”且不说这种推理能否成立,单以贬义词“贪功”而言,我以为就用得不够恰当。     

陶令“忠愤”说质疑

关于陶渊明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基本倾向,历来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他生活在晋末宋初,又是东晋勋臣陶侃的曾孙,他的地位是随着晋室的存亡而升降的,故在他的诗文中,时时流露出伤时忧国的感慨,将他描绘成忠于晋朝、耻事二姓的“忠臣”。有人甚至说他所以归隐不仕,乃是迫于形势,暂作韬晦,他是要伺机为晋报仇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陶渊明这位优哉游哉的“田园诗人”,其伟     

“李白薄声律”说质疑

李白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一千多年来,很多文艺理论工作者都对李白诗歌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当代的王瑶先生,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但是,在谈到李白诗歌的形式时,王先生却写道:“在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中,五律有七十多篇,七律只有十二首,合起来还不到全诗的十分之一。他是不耐烦在形式和字句推敲上下功夫的”(《李白》)。其原因是“李白要写的那种汹涌的内容和豪放的情绪,用声律对偶限制得很严的律诗是不     

“李清照有子”说质疑

官桂铨同志在《李清照儿子徙居泉州》(见本刊198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李清照有子,且其子徙居泉州。此说大有商榷余地。官文立论据于道光《福建通志》卷193《宋侨寓传》中的如下一段话: 建炎南渡,存诚以徽猷阁帅广东,与思诚俱行,秩满,以泉南俗淳,乃自羊城抵泉,家焉。     

王安石“三不足”说质疑

<正> 所谓“三不足”说,史学界差不多一致认为是王安石本人提出来的。例如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王文公集》的前言,就这么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晋阳学刊》,刊登了顾全芳同志的《评王安石变法》一文,也说:“变法期间,相传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所谓的‘三不足’精神,     

“客观真理”说质疑与辨析

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论时,首先正式使用了“客观真理”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即被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中长期沿用下来。其实,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是很值得研究的。近几年来,哲学界已有人对之提出异议,但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时至今日,所谓“客观真理”概念仍被理论界普遍使用,所谓“客观真理论”仍在一些有影响的哲学教材和有关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     

孙悟空“受招安”说质疑

近几年来,在对《西游记》的评论中,曾出现过种种否定孙悟空形象的论点。他们认为,大闹天宫后的孙悟空已被神佛“招安”,“改邪归正”。已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以后作者对他的一切赞美和歌颂,在思想上只能是属于封建性糟粕,而不可能是民主性的精华。 以上述论点为中心而提出的各种否定孙悟空形象的议论,我们统称之为“受招安”说。这种论点之所以不能使人信服,主要是由于它脱离作品和作者思想实际,简单机械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作品人物的缘故。     

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唐高宗昏庸懦怯,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陈寅恪说“高宗本庸懦之主”,岑仲勉说唐高宗“昏庸”,范文澜说唐高宗“昏懦”,类似看法不胜枚举,因而唐高宗在唐史中的地位几乎完全被抹熬。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从655至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近年出版的十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长达九十余万言,提到唐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