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悖论与艺术的超越——《边城》新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样一篇艺术杰作。作者在故事人物言语、文本语词系列、叙述人话语三个层面上成功地超越了语言的限制,从而写就这一优美之作。在成功的叙述与最终放弃之间,《边城》不仅以对纯真人性的完美呈现展示了语言艺术的美妙,以自然而富于诗性直觉的语词系列组合去超越语言的限制,丰富语言的情感表现力,更以美丽的破碎昭示着艺术的真谛。在对这一经典之作的细致解读中可以体会作家关于文学的深沉思考与选择。     

沈从文小说的电影改编之探讨

沈从文的小说展示了真实的人性,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代表的是一种美好、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生活方式。他的《边城》《萧萧》《丈夫》相继被改编成电影《边城》《湘女潇潇》《村妓》,根据其小说改编的这3部电影,不仅展现了湘西人积极健康、善良淳朴的人性之美,还呈现出不同于小说原著的“湘西世界”,更加...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论小说叙述者的唯一性

在小说文本中,小说的作者、隐含作者以及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处在小说文本的话语层面上,对文本中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篇具体的小说中只存在一个叙述者,具有唯一性这一特点。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沈从文通过《边城》一书讴歌了人性之自然及自然人性之美 ,赞美了湘西边城人际的和谐与人情的淳厚 ,表现了湘西风情的古拙和淳朴。这与道家崇尚自然 ,主张复归于朴、少私寡欲等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道家文化的契合与联系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沈从文《边城》的又一解读

沈从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迄今人们大都还只瞩目于其光辉的艺术价值。揭示并敞露《边城》的文化思想价值是本文的旨意所归。《边城》勾勒出的是一组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优美”是农业文明的牧歌,“破碎”是农业文明的沦丧。城市文明的时代忧患是沈从文如是描述的言说语境。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经验的龃龉是沈从文如是状写的叙述心理。本文正是从此四个角度立意论析,从而折射出沈从文及《边城》耀眼的文化思想价值。     

由副文本窥探沈从文《边城》的创作

文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副文本的引入成为研究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探寻文本本身也具有开拓性与丰富性。沈从文的《边城》作为其代表之作,引领我们进入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文本的创作及发表过程中,围绕《边城》文本周边的副文本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阐释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章就将从《边城》的新旧题记、题识五种以及注释和标题等副文本来具体论述《边城》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一种无法消解的悒郁情绪──论《边城》

小说《边城》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以往论者均认为其充满牧歌情调。本文通过对《边城》创作的具体时代背景、作家主体心态以及文本自身等方面的审视与把握，认为小说体现的并非牧歌情调，而是“反牧歌”情调，即一种浓得无法消解的悒郁情绪。     

论《A.P.》之“迷”的叙事策略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我们似乎耳熟能详的家庭故事,但因为作者采用了多种叙述方法来描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各自的、尤其是父亲与另一女子的一段感情瓜葛,使故事充满神秘和悬疑。本文以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关于叙述视角的观点为基础,对作品的叙述者和叙事眼光进行分析,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其编排精巧的对话及作者对文本细节的独特表现手法。     

牧歌与挽歌的变奏——《边城》悲剧结局再探

沈从文的《边城》以独特的审美视域和抒情笔调，展现了清新幽美的自然环境，和谐淳朴的乡土生活，善良美好的人情人性。这一牧歌式的文体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边城》结局突然脱离了牧歌的主旋律，急转直下奏出“死亡”气息浓厚的挽歌，落差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造成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悲剧结局的原因既有乡村女性难以摆脱的宿命阴影，也折射出沈从文复杂矛盾的女性观。     

《新宿分子》中的人物话语

《新宿分子》所讲述的是日本下流社会人物希一、敏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形象的完美中国人吴友礼则起到了刺激的功能。由于吴友礼并非全知叙述者所关注的人物，这也使得《新宿分子》表层文本、潜文本中的吴友礼形象存在着深层矛盾。通过对人物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深层矛盾的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叙述希一、敏行产生与他人息息相通的社会群体感、燃起人生和工作热情。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     

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

《边城》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享誉中外的一部小说名作。它创作于1933年秋到1934年春。最初连载于天津《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至第16期．1934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了单行本。曾先后收入作者自己的多种《选集》、《文集》以及现代作家的作品集中，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文本流布于世界文坛。小说刊行至今的六十年间，其评论一直不断，新时期以来国内外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本文就近十年来。域内的沈从文研究者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边城》的评论，加以爬梳、归纳与评骘，从而使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以及作家的创…     

《边城》金介甫译本阐释翻译观

《边城》是湘籍作家沈从文先生享誉国内外的一部经典小说。2005年,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将《边城》重新进行了英译工作。为了给《边城》英文译作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从阐释翻译观角度对金介甫的《边城》英译本进行了初步分析与研究,并找出其中的优缺点,这也是对沈从文研究的有益补充。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