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

贫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在都铎时期的英国显得尤为突出,都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期解决贫困和流浪问题。围绕着对穷人的管制,济贫法令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惩罚为主到区别救济为主,法令渐趋合理。都铎济贫法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宗教改革后,社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天主教会的随意施舍到新教的随意惩罚,最后回归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性济贫。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中世纪晚期,英国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使得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英国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济贫措施促使中央政府济贫法制度的建立。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惩罚性政策到惩罚性政策与救济性政策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在其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济贫实践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出货币救济、实物救济与劳动救济相结合,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征。     

他们为什么反对济贫?——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心态分析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迈入现代工业国家的开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交错,既创造了蒸蒸日上的经济生产率,也暴露了很多社会问题,贫困即是其中矛盾纠结的一个焦点。社会上关于济贫的讨论十分激烈,支持与反对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各执一词。新兴的中产阶级极力反对济贫行为,因为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违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救助,促进了当时慈善事业的欣欣向荣。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背后是否有什么复杂的原因,通过分析理解当时中产阶级这种纠结的心态,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西方学者关于都铎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研究的新趋势

都铎时期是英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来,西方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研究大抵呈现以下三大趋势：研究视角从著名人文主义者拓展到其他人文主义者;研究重点从学术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研究方法强调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重,人文主义研究呈现多样化。     

从涂尔干到戈夫曼:仪式与秩序观念的继承发展

涂尔干的社会学是戈夫曼的重要思想来源,两者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戈夫曼基本上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尽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对戈夫曼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后者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视作一种仪式,这种世俗仪式观主要源自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戈夫曼还通过不同的维度探讨互动系统的道德性,诸如运作共识、自我及其神圣性、无关联性原则以及个体的自我救赎等,这些都表明戈夫曼的社会学充满人文与道德情怀。涂尔干主要探讨规范性的制度秩序,而戈夫曼探讨的是面对面的互动秩序,他们在不同层面回答了"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社会学问题。倘若涂尔干是为社会学学科立法,那么戈夫曼则是为面对面互动领域立法。     

从荣誉学位到能力本位: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音乐学位的演进

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教育转型和大学变迁的关键节点。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双重影响下,英国传统大学音乐学位的建设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前期将音乐学位作为表彰杰出音乐家和做出重大贡献音乐人才的最高荣誉,到后期变成注重个人实践能力、制定章程规范音乐学位的颁发,其演变不仅体现了英国大学重视音乐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发展音乐教育的先进理念,亦从侧面反映出英国大学音乐教育演进的趋向。早期英国大学音乐学位的发展为近代大学音乐学位制度的建立、演化和逐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神人之间:论《神谱》中诸神的意义

赫西俄德的《神谱》讲述了古希腊诸神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赫西俄德向我们展现了诸神的谱系与诸神与人起源的关系.通过对神王宙斯与其他诸神属性的梳理,通过宙斯的“王权”、人的起源、人与神的分离,来讨论赫西俄德对人的城邦中的秩序、限度、关系的理解,颇有启示意义.     

由“纷乱”到“平和”:杭州光复前后的城市秩序

武昌首义的信息传入杭州后,城中居民越发恐慌,纷纷出逃以避战事.城中众多米店被捣毁、钱市异常混乱、典当业维艰、丝绸业等生产困难甚至停工等,杭州城陷入了“纷乱”状态.杭州城和平光复后,军政府与绅商等各阶层采取了收缴枪械、安抚旗人,实行恤政、解决民食,举办商团、维持治安,发行军用票、稳定钱市等措施,使城市秩序趋向“平和”.期间,军政府始终以和平主义及社会建设为标的,诠释了辛亥革命的另一面相.     

从分野到共融：英国都铎时期大学治理权力的演变

大学治理权力的演变既是英国都铎时期教育转型的重要表征,也是君教利益博弈与权力主体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集中体现。欧洲大学早期的治理传统,在英国本土化的实践中表现为宗教权威与君主意志的分野,且随着宗教改革对人神关系的全新解读和君教权力的重新界定,罗马教廷的内卷发展与其失衡的权力供求成为英国大学治理中的尖锐矛盾。在君主成为英国世俗与宗教世界的唯一首脑后,大学治理二元对立的权力格局逐渐转变为王权的一元垂直治理,开启了英国大学治理近代化的先河。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问题研究——以贵阳市为个案

残疾人社会救助是目前解决我国城市残疾人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但在实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过程中存在着救助水平低、标准不统一、救助政策和执行机构以及残疾人自身素质局限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矛盾和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社区残疾人自治组织和经常性社会捐助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并使之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女妖女魔之人性——《西游记》的世俗性叙事观点

"妖"与"魔"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前者为中国所固有,后者是随汉译佛经入华的外来观念。但是,《西游记》却按统一的中国世俗女性美观念将女妖、女魔和西梁女王一样想象、塑造为中国式的小脚美女。其中尤对女魔罗刹女寄寓同情,描写她遭受中国式家庭妇女可能遭受的三大根本不幸,赞她在"经藏中万古流名"。由此可证,《西游记》其实是以统一的世俗性叙事观点,借女妖、女魔之名编撰自以为有意味的世俗女子故事,同时也可证作者的佛学常识极为匮乏。     

打开官场见世情——评王跃文的《国画》

《国画》向来被视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作,但《国画》绝非一般 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它有着过于丰富驳杂的小说内涵。以 官场为题材、以官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国画》的诉求和心思却远 在官场之外,浸透着对于人性、人情、世情等的深刻洞察和细致呈现, 从而成为一部书写官场“内心”的力作。在这个意义上,《国画》拓展 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内涵,成为官场小说辉煌的起点。在《人民的名义》 风行之时,再思或重提《国画》尤有必要。     

侠:正义的私力救济符号

人类对和谐安宁生活的追寻实质上是渴求人间的正义。一个稳定秩序的形成源于当时当地人们所公认的正义。侠是一个几乎被滥用的词汇,从正义追求的视角为其正名,侠尽管是法律在场后的产物,但却是法律社会秩序形成的一个有机补充,是正义的私力救济符号。     

“火烧船厂”与政府的救灾活动——以宣统三年吉林省城大火为中心

吉林市在历史上火灾频发，宣统三年（1911年）的大火即是其中较大的一次。在这次火灾中，全城三分之二被烧，房屋被焚5万余间。此次大火给吉林省城带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损失和深远影响以及该城在东北区域内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是无法用数字估量的。同时，此次大火的发生，政府扑救不力难辞其咎。不过灾后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积极进行多项救灾活动，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     

论顶岗实习学生人身伤害法律救济的路径选择

顶岗实习学生遭受人身伤害后可以寻求劳动法、侵权法和保险法等进行法律救济,但每种法律救济路径均有其局限性。为充分保障顶岗实习学生的权益,切实推进顶岗实习作为教学环节的顺利实施,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法律救济路径。     

从抗震救灾中的“80后”反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汶川大地震以毫无争议的事实,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对中国年轻一代群体的片面看法,各种媒体对“80后”的成熟表现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和宣传。重新审视中国“80后”的思想特点,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