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语和田方言特有词汇浅析

方言特有词汇是在标准语中找不到适当的词与之对应,并在某一方言中特有的词汇。作为现代维吾尔语三大方言之一的和田方言中也有许多特有词汇。本文从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和田方言特有词汇的意义、来原、结构形式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和田方言特有词汇的文化含义做了论述。     

维吾尔语和田方言特有词汇浅析

方言特有词汇是在标准语中找不到适当的词与之对应,并在某一方言中特有的词汇.作为现代维吾尔语三大方言之一的和田方言中也有许多特有词汇.本文从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和田方言特有词汇的意义、来原、结构形式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和田方言特有词汇的文化含义做了论述.     

重庆方言儿歌语言特色初探

方言儿歌是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具有地域特色风味的简短诗歌。重庆方言儿歌作为民间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浓郁的巴渝文化特色,其内容平白晓畅、戏谑幽默,语言生活化,口语化又不失韵律,且善用多种修辞手法使得表达形象生动。本文以重庆方言儿歌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其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方面的特点,并概括了重庆方言儿歌的教育意义。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情牵朗木寺

终于到朗木寺了。你不是我,你自然不知道我对朗木寺的感情。我用不着你对我说郎木寺有天也许会老,老得失去今天他所吸引我的一切。但是我坚信倘若有一天我会了无牵挂,那么,我要选择孤独终老的地方一定是朗木寺。朗木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论风景,不及中甸;论趣味,不及朗德;论风情,不及泸沽湖。姐夫说他像个中世纪的村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地眷恋他,我想我是在知道朗木寺之前就爱上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同样是在知道我以前就爱上了我。初到朗木终于踏上了朗木的土地,晚上自然宿到八斤的旅棚里。妈妈在电话里听说我跟三个陌生男人睡一个房…     

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

康方言较之于安多和卫藏的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又分多个土语群.康区地理上的分散格局和经济形式二元(农耕与游牧)化等多个外部因素对母语继承和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最终促成了多个土语群格局的康方言.康方言主要分3个土语群(也有四分法),这3个土语群又称为康方言的三大次方言,即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牧区次方言.划分这些次方言的主要依据是语音差别;其次是词汇差别,语法基本一致.昌都话属于北路次方言①,在北路次方言沿西线土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昌都话元音变迁的研究,能为了解和认识康方言元音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参考数据.     

从赤峰汉语方言词汇的成因和来源看汉、蒙、满语言的融合

赤峰汉语方言中,大部分保留了晋、冀、鲁、豫、京及东北等地的方言词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语言、满族语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融合渗透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方言词汇;从赤峰汉语方言词汇的成因、来源我们不难看出,汉、蒙古、满等多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语言在不断地渗透、融合,不仅丰富了赤峰汉语方言词汇,也使得赤峰汉语方言词汇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进而彰显出汉、蒙古、满等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语言的不断融合.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俄罗斯人的数量变动趋势及其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

一、S·I·布鲁克和V·M·卡布赞简介他们的《1678至1917年间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变动趋势及其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一文。该项研究主要基于档案资料。资料来源为1678—1679年的户口计数以及十七和十九世纪的其他计数和登记记录;1719至1858年间在全俄疆域内进行的十次“人口调查”(revizii);1897年和1916年至1917年间的人口普查。在所考查的共计239年的期间内,俄国人口增长了8.6倍;俄罗斯人却增长了9.4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从40.6%上升到44.6%。     

亦师亦友——忆丈夫格桑居冕教授

正我在实习和调查藏语方言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藏族同胞,他们待人真诚、质朴,心地善良。我的专业是藏语,因此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人人都是我的老师,我对藏族有着深厚的感情,深深地热爱我所学的专业,这也许是我后来能够成为藏族媳妇的深层原因吧。1957年,从青海语言调查回来,我被分在藏语教研组方言小组工作。那时,单身女教员住在2号楼,     

天使的光芒

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的DJ。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叽叽喳喳讲着软软的南方方言,我们之间少有往来。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有一把铁门钥匙。我们家的钥匙一直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奔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顺手把院门锁上。有时我想,这是否是因为南方人…     

“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

美国苗族“Hmoob”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 “Hmoob”人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其中某些词汇可能源于古代汉语.“Hmoob”人现今仍然在使用的几个词汇如“Hmoob”“Mab”和“Suav”能够清晰地反映出“Hmoob”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建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系统的过程中, “Hmoob”人的族际关系观念受到其历史迁徙过程与华夏民族观的影响,但文化自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Mab”一词与其衍生词汇在美国“Hmoob”人群体的当代自我认同与族际分野中仍然存在,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玻利维亚宣布艾马拉语和盖丘亚语为官方语言

根据一项即将通过的最高法令,艾马拉语(ay-mara)和盖丘亚语(quechua)将被玻利维亚确认为官方语言,享有同西班牙语一样的地位。据官方统计,玻利维亚有35%的人讲西班牙语,这些人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有62%的人讲艾马拉语和盖丘亚语,他们居住在高原和河谷地区;其余3%的人讲几种与瓜拉尼语(guarani)相似的印第安方言,他们住在国家的东部地区。国家语言研究所制定的文件说,当作为文化表     

钟祥方言胡集土语词汇的重叠式

地处鄂中的钟祥市胡集镇是一个大镇,约有10万人每天使用着胡集话进行日常交际.钟祥方言胡集土语属于西南官话,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研究——以钦州汉语方言为例

亲属称谓词是语言中常用的基本词汇,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有汉语亲属称谓词的历史传承性,同时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周边方言或外族语言的接触影响,移民的不同背景及特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也使其语法、词汇系统表现出了多语成分的叠合共存现象。该地区的亲属称谓词饶有特色,加强调查研究,有利于汉语方言语言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揭示。     

谈谈青海蒙古方言词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三百多年前,从新疆迁徙而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百多年来,他们与其他蒙古族地区几乎断绝了往来,而与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相毗邻、相杂居,交往甚为密切。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语言相互影响,使青海蒙古语在语音、词汇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之与本民族书面语和其他方言有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日本的土族语言文化研究

本文综述了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甘青地区土族语言文化的研究情况。他们主要研究了土族语言的不同方言,土族格赛尔及其词汇,正字法;土族语言能够维持的社会原因;民间故事类型,民族服饰等。     

从语言探讨三江六甲人的族源

六甲话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六甲人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它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通过六甲话与客家话、闽语、平话、粤语的比较 ,以及结合文化历史来看 ,六甲人属于汉族 ,族源呈现多元化 ,可能来源于长江中下游 ,属官方移民。     

不要忘记过去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翻身农奴座谈电影《农奴》

电影《农奴》最近在全国上映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西藏农奴翻身的故事影片。我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同志举行座谈。参加座谈的人,有西藏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藏族团员和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他们过去都是身受压迫的西藏农奴。下面发表的就是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维吾尔语和田方言墨玉土语的特有词汇及特点

墨玉土语维吾尔语和田方言中具有特色的土语之一。本文以笔者家乡和田墨玉县长期的语言调查和收集的语言资料为基础,方言学和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墨玉土语特有的词汇和特点以及中心方言与墨玉土语特有词汇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苗侗民族发展繁荣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湖南省试行苗文侗文情况概述

一湖南省苗族有1110418人,其中操用湘西方言的约有80余万人;侗族有534729人,其中操用南部方言的约18万人,操用北部方言的约35万余人。这两个少数民族虽然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历史上并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除了居住在一些县城附近的部分居民能兼通汉语外,其余绝大多数居民一直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的主要工具。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局限着苗、侗民族的视野,妨碍着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从而影响着民族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