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与中国借鉴述评

诠释学是关于人的理解问题的哲学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诠释学分两个阶段逐渐完成了从一般解释学向存在诠释学和实践诠释学的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发展中的当代诠释学具有明显的语言转向痕迹,秉持了历史主义的许多特质,应承了实践哲学的发展研究,实现了跨学科的长足进步。对于中国诠释学研究而言,当代诠释学的发展在其理论建构、方法选择、论题领域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伽达默尔式的斐多篇

伽达默尔从其哲学诠释学出发对柏拉图《斐多》的现代阐释认为:《斐多》的意图并非战胜死亡,而是解释死亡;苏格拉底在其中对灵魂不朽的证明,真正证明的是不可消除的死亡恐惧的原初性,而这恐惧正表明了人作为有限存在的自由。     

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及特征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商人们的经商活动 ,伊斯兰教在将近两个世纪中逐渐由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 ,伊斯兰文化的种子也逐渐由著名的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一些民族之中 ,并在不断吸收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过程中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 ,成为被传入地区和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     

论意、象、言的诠释学意蕴

《易传.系辞上》在解经的过程中提出了意、象、言三个概念,并初步论述了三者的关系。这三个概念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中充分展开。争论中有三个主要观点,即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言尽意论。这三个论点在中国古典解释思想中有其重要地位,对之从诠释学角度进行分析,在与西方前诠释学和一般诠释学的比较中重新审视意、象、言在理解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探讨建立中国诠释学体系不无裨益。     

交往行为的意义及其解释

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借助符号协调并通过行为者相互间对话协商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行为。对交往行为的意义理解既不能作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也不能非反思性地应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技艺。分享共同语言和共同语境,分享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惯例,是交往行为的意义可以被解释（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对哲学诠释学进行语用学改造,建立一种以意识形态批判和问题语境反思为特征的＂深层诠释学＂。深层诠释学是哲学诠释学的批判性扬弃,它坚持合理谈话的调整原则,坚持在交往实践的话语活动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批判与反思。批判与反思作为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创造性理解,以及作为批判诠释学的解释方法与结果,遂成为哈贝马斯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论把移民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文化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已显露出弊端，而要消除这些弊端就必须调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利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大规模自发流动人口潮，形成有秩序、有规模的移民工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诠释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及其超越性意义——以中西思想史例为鉴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即主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第一阶主体是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存在者主体。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描述而形成文本，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中西对于主体与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约法三章”不宜割裂

中华书局本《史记》、《汉书》，把汉高祖刘邦为三秦父老“约法三章”四字割裂开来解读标点是不妥当的。它既与流传已久的成语相悖，又不符合马、班原意，且历代史家也无如此解读者。此误很可能源于对原典文句中“与”字词性的误判。     

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诂诠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目前仅见王梵志《吾富有钱时》一诗,而前辈解释多有歧见。文章立足于中古文献典籍,结合音韵、方言、汉语造词语法及文字训诂等材料重新解释了该词,从普方古等三个语言平面对词义进行多角度详尽论证,以觅其确诂,揭示语源。众多文献资料充分表明"貌哨"非为"貌魈",无"貌丑"义,应属隋唐之际的口头俗语,本义为相貌不正,词义引申为态度不正,意即看不顺眼,诗中义指(妇儿对吾)态度冷淡。     

“桑中之戏”发生变奏的文化阐释

根据女性在＂桑中之戏＂中主观意愿的不同,可以将这一行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两情相悦的男欢女爱,二是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先秦《诗经》和汉代乐府对此呈现出不同的创作模式和表现形式。这种变化轨迹的形成,除了汉儒为推行礼教纲常而刻意塑造道德典范的主观动因之外,还和先民性道德观的自觉形成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