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圣天门口》的方言书写艺术

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命运漩涡中的挣扎与追求——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解读

刘醒龙在小说《天行者》中,以民办教师三次转正为线索,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于校长等扎根偏远山村的界岭小学,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和生存境况,倾诉了民办教师的命运遭际和精神追求,凸现了作者对20世纪后半叶我国最低层知识分子群体——民办教师们生命韧性的颂扬和精神本质的体悟。     

官场与情场中的“女同志”——范小青长篇小说《女同志》解读

范小青的《女同志》是当代女性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唯一一部以官场女性工作与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工作与生活的空间可概括为＂官场＂与＂情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这部以从政＂女同志＂为主人公的小说,又是女同志与男同志联手上演的一台＂官场与情场＂精彩纷呈、波澜起伏的以人物对话为主轴的小说体多幕话剧。小说最基本的艺术形式是精彩的人物对话与心理分析,这使作品颇有《红楼梦》味道。     

用方言朝圣——刘醒龙创作的语言维度

刘醒龙创作有着浓烈的圣地情结,在其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圣地所对应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方言,作为圣地空间的言说方式被一同圣化,贯串了其创作的各个阶段,且因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初期作家用古奥、生僻的名词性方言指称大别山区古老神秘的风物,深具楚文化神奇、怪诞的巫风特色;第二阶段,作家用明白晓畅的方言书写民间圣贤和底层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作家通过方言与韵文结合来凸显仁善的圣贤文化空间。在方言圣化之外,作家对乡村风物和艺术种类也一并作出了高下区分,突出了民间和本土的清雅与脱俗,并将其方言化。从本质上讲,刘醒龙的圣实为对普通话所代表的流行文化霸权的挑战,是他力图纠正社会浮华,试图回归高贵、优雅、经典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     

政治的正义观——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通过两个前提的预设,把正义的理论限定在政治领域中,并进一步论述了政治的正义观的基本理念、特点以及制度框架。尽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企图调和个体和群体的尝试并不成功。同时,他的政治正义观的构建思想虽然有别于传统的道德构建思想,但社会规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圣贤选择。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 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 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年代末 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 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 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场”之比较——《官场现形记》、《国画》中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之对比分析

以往的官场小说研究,就其命名而言,重＂小说＂（叙事）,重＂官＂（权力、人性等）,但是不重视＂场＂（关系网络）。因此,将《官场现形记》和《国画》这两部官场小说代表作中的主要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从中亦可审视小说的审美、文化与政治意义。     

中国官文化的时代展示与文本批判——晚明小说《鼓掌绝尘》的政治伦理意识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这一时期君主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官场的腐朽与黑暗则到了难以救药的程度,那种兼济天下的儒家入仕理想,只能游离于现实之外。《鼓掌绝尘》继《金瓶梅》之后对明朝末年封建官场进行了深刻揭露,既扫描了整个官场的腐败,也透露了部分清正官吏的无奈,从而昭示了明王朝最终覆灭的必然性。     

论刘醒龙《蟠虺》中君子人格的“呐喊”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以曾侯乙尊盘为整个故事的轴心,不同人物集团围绕着曾侯乙尊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和斗争,而这场斗争正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蟠虺》有一个高尚的道德情愫,希望唤醒知识分子内心的良知,更希望唤醒他们的君子人格。小说中的代表人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为君子人格呐喊,这些声嘶力竭的呐喊正是当下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映射,《蟠虺》对人性的认识和重振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     

打开官场见世情——评王跃文的《国画》

《国画》向来被视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作,但《国画》绝非一般 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它有着过于丰富驳杂的小说内涵。以 官场为题材、以官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国画》的诉求和心思却远 在官场之外,浸透着对于人性、人情、世情等的深刻洞察和细致呈现, 从而成为一部书写官场“内心”的力作。在这个意义上,《国画》拓展 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内涵,成为官场小说辉煌的起点。在《人民的名义》 风行之时,再思或重提《国画》尤有必要。     

试论为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要解决我国面对国内外迅速变化的环境所遇到的新问题,必须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就学术研究方法本身,我们无法将作为科学理论抑或是作为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分开。学术界在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中也因此而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只有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寻求跨越此障碍的方法。制度创新是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中难以达到的价值中立,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     

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

十六大报告是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要以先进性来保证,先进性要通过执政为民来体现,这就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践"三个代表",并把"三个代表"作为检验执政为民的标准。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

文章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     

三权混合配置制度及启示——美国联邦独立管制机构为证

美国联邦独立管制委员会修正了传统的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是一个具有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独特机构,独立于美国行政部门。美国联邦独立管制机构的制度在美国兴起现象及其缘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混合配置及权力运行的限制,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管制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启示。     

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政治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发展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和目标;强调指出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推进、形成和发展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等。这对推进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实现政治现代化 ,要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强化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动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文明。政治现代化的核心 ,是执政党加强对干部的组织管理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政治现代化的实质是党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在基层社会的骨干作用 ,整合各方、凝聚人心 ,夯实法治基础。     

论加强我国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从"水门事件"谈起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而发达国家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公务员道德建设是由立法、教育、监督组成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在坚持指导思想不动摇的前提下,加强道德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公务员道德的教育与培养工作,并完善由党、行政、法律、舆论、群众监督组成的监督机制。     

传统钱币的宗教神权特征——兼论“天圆地方”形制的大一统政治学意义

传统钱币的“天圆地方”形制一直有“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说法。本文在赞同后者的基础上 ,依据近年来考古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追根溯源地梳理出这种货币形制的上古神权渊源及其大一统政治学内涵 ,指出这一宗教神权特征的发展演变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 ,认为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币制形态 ,其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意义。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