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格物”“修身”是管理者之本

当前有些管理者只注重学习管理方法而忽视"格物"和"修身",其实,在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眼里,"格物"和"修身"才是管理者的基本功。《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文本细读呈现的《大学》精神价值——《大学》《中庸》讲演录(之二)

《大学》引用孔子的言论,论述品德的修养是本,处理具体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养品德,再用美德感化百姓,这才是当务之急。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的历练、成长。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价值。《大学》认为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指明君子要有仁爱宽容之心,而不应该嫉妒贤能。常怀公正之心,大道才能得以推行,天下才能得以平定。三纲八目的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渐完善人格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大学之道"是一个人的成年的仪式,成人之礼,"大学"让他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让、礼让、仁爱之心。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从心理与文化的辨证关系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

心理与文化的辨证性发展反应了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以此为理论视角来分析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诠释时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哲学与《大学》所共有的特点是内重于外,两者都力图寻找支撑外在文化形式的内在心理基础,因而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较为契合《大学》的本意,因而深化了《大学》的内涵。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解释《大学》,将《大学》的＂三纲领＂和＂诚意＂＂致知＂＂格物＂等概念作为＂致良知＂的内涵包含于其中。     

《大学》(节选)批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⑨,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④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⑤。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这在理念上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内蕴两个基本信念：第一、道德完善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二、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维系世道人心的垠本力量。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尔后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光齐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船山对“格物始教”问题的思考

在《大学》修身功夫的次第问题上,船山针对阳明对朱子"格物始教"说的批评,认同朱子的观念,批评阳明的功夫论观念为"离物索知"。同时,船山又通过对《大学》格致功夫与诚正功夫相互界定关系的诠释,认为格致诚正四者俱为"入德之门"而不可偏废,藉此来转变朱子"格物始教"说理论上可能的偏颇。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     

《大学》对人类道德精神的揭示

《大学》作为儒家哲学的一部重要的经典文本,揭示了以修身为根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道德思想,这种思想以修身为中心,向外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向内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此而消除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闵,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隔阂,达到“合内外”的精神境界。到宋明儒学,这种精神境界发展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大学》所揭示的．正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精髓所在。     

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

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文章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儒家修身观阐释

家伦理学说的核心是“修身” ,围绕这个纲总共有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途径和方法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归宿和目的 ,而以修身为本。修身立己 ,由己及人 ,以德治国 ,这是儒家修身观的精髓和主旨     

论《大学》的修己治人之道

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虽然孔孟早已有所阐述,但严格说来,直到《礼记·大学》篇问世,它才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大学》中被宋儒称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的内容,以及全部“传”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强调修己是治国的关键,阐述了修己治人的一整套伦理政治思想。这在整个儒家经典中是很有特色的。鉴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专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冒昧,试作如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