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上）

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亟待文学史家在新的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认真反思。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对立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和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黄帝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 ,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因此 ,黄帝和炎帝、蚩尤 ,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代表。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黄帝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古代北方牧猎农耕混合型教育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教育文化中,牧猎与农耕混合型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中间型的过渡教育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北方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反映出北方古代民族接受先进中原文化的一种矛盾心理.但它为中华教育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

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黄帝是传说时代由游牧转为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他率领这支游牧人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先民至高无上的始祖.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被追随到黄帝或黄帝时代,所以,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后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多元文化类型

秦汉时期的河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史前蜀地农业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察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蜀地便进入了农耕时代。史载古蜀很早就与华夏族群发生了互动关系,其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川西高原的考古材料反映该区域持续受黄帝族群粟作文化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了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采集的生业活动。大禹在蜀地取得的治水经验和水利技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的开发与早期文明的繁荣。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这是草原、山林生活环境的浸润与积淀的结果,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亲近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在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代表的草原、山林文化的融合中,伴随着饮品种类的丰富及生产技术的发展,陶瓷饮具的形制也受到了影响。     

北方少数民族原生性文化形态与多元转型

自然地理具有地带特征,又齐备生物气候因素,它主要受其水源条件支配,呈现呈带状分布。北方广阔草原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有戈壁沙漠、河川湖泊、绿洲草原、山地森林,是典型的内陆型干旱气候。据相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由于自然气候,在这片土地上从中古至中世纪时期以来生存的诸种人群生业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局部地区从规模农耕或城镇聚落文明出现另种文化态势,逐渐转型为与自然生态相应的游牧经济经营以及兼营采集、渔猎、粗放型农耕等多种生产生计方式,原生性文化转型为多元融合的地域文化形态。     

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辽宋西夏金时期族际饮食文化交流略论

辽宋西夏金时期,中国境内不同经济形态的各民族,在饮食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农耕民族饮食与游牧民族饮食的交融。一方面,农耕民族以谷物食品为主的主食不但在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副食、果品、饮品等对游牧民族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民族主食的乳肉制品,逐渐成为农耕民族的副食品种,游牧民族副食蔬果类的某些品种、饮食器具,尤其是合餐制的饮食方式对农耕民族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相同经济形态的民族,其饮食文化也往往各具特色,并在民族和地区间相互交流。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流,不但推动了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相互认同意识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大都的历史地位探微

忽必烈薛禅可汗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廿二年（公元1267-1285年），历时18年营建元大都，使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执政期间，忽必烈薛禅以非凡的胆略正确处理了历史上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后所遇到的三大矛盾，即民族、宗教和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矛盾，使元大都在初、中期出现了民族融合、宗教自由、文化发达、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活跃的局面，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血液。元大都的城市建设和宫殿建设水平凝聚了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建筑史做出了巨大贡献。